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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李孝聪:不要用风水附会中轴线

作者:记者 黄晓峰   据澎湃新闻    日期:2015-07-14 15: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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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现代化的表现之一是城市化,可是,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困惑,路越修越宽,可是越来越堵;城市的扩张,几乎都是摊大饼的圈层式;城市中轴线变成了交通干道……古代社会是如何进行城市规划的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李孝聪先生长期从事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最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一书,他认为城市是文化与制度在空间上的一个表现形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给予必要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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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孝聪
 
       澎湃新闻:我们都知道,北京城的空间设计有著名的中轴线,以体现皇权作为宇宙中枢的至高无上,那么其他的历史名城,尤其是作为帝都而建的,也有类似的设计原则吗?
 
       李孝聪:现在都喜欢找中轴线,找得越早越好。研究城市要做实地考察,还要了解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实地考察研究城市的选址,不仅要研究城址的地貌,还要了解城市的形制,怎么开门,街道在哪,这是跟中国历代王朝不同时期的制度密切相关的。
 
       最早,先秦时期的城和郭是两回事,城与市也是两回事。城是由城墙围合成有形的东西,市就是市场,市场是为城服务的。像欧洲,城有一个城堡,在一个非常高的很完备的城墙里。不管是王侯还是主教都在里面。为他们服务的人员如工匠等都在外面,从事买卖,称作市。这两个合起来是城市(城堡叫castle,德文叫Burg,外面是它的city)。古代中国也是这样的。
 
       比如春秋战国的时候,赵国的王生活在赵王城里面,齐国临淄里面也有个王城,这个城一定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杨宽先生曾经想找出一种方位的规律来,但是因为他不太懂地理,所以完全从制度上研究。我是把制度跟地理条件结合起来。如果这个城市西边高,那它的王城,像赵都邯郸,王城一定在西边。如果换作临淄,它的南面是鲁中山地,南边高,那么它的王城就在西南隅,它的市在王城的北面坡下,王城有居高临下的视角。再譬如鲁都曲阜,是平地,那么王城就在正中间,中间有座山丘。
 
       中国自古就是这样的,最初没有什么轴线,宫殿在北方的朝向,不是受到宗教的影响。从二里头到商周时期的城址,最初是以祭祀建筑为主,所以现在发掘的都是大的祭祀的宫殿基址。这些宫殿,考古发掘发现它的门都是朝南开的,背后是不开门的,是坐北朝南的房子,而不是东西向的或者朝其他方向的,更不会门朝北背过来。为什么呢?冬天冷风从北面刮过来,阳光、采光最好的是朝南的。到了东汉以后可能演化为风水观,所以,最初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顺应。
 
       祭祀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的,获得了大量财富的群体,比如奴隶主、酋长或者贵族也好,他们的房子也是坐北朝南的。逐渐演化到王国时期,王宫也会是坐北朝南的。这是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决定了建筑的方位取向,然后升华到上层建筑就是面南而王。这个“面南而王”是根据它的宫殿建筑是坐北朝南的,所以脸是朝南的,就是王。脸朝着北,面北,就是投降。这是一套从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导致的建筑的形制,再升华到观念上的礼制(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形制做一个意识形态的解释)。最后,形成了《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原则。后世的城市建设都含有一个礼制的安排。
 
       当初的城和郭是两个东西套叠在一起,古人还有一句话叫:“有先君之庙为都。”就是说在城里有祭祀祖宗的宗庙建筑,就可以做都城。如果仅仅是一个贵族的采邑,没有先君之庙,那么这就是邑。都邑现在是一个名词。都,就是现在所说的首都,必须有先君之庙。邑再大而没有祭祀先君之庙也不能称为都。“先君之庙”就是现在北京的太庙,祭祀祖先的宫殿建筑。古代王朝都城里的国家祭祀主要有两个建筑,一个是祭祀君王祖先的处所,即宗庙(太庙);另外,作为一个农业国家,要以土地(社)和农业(稷)为代表建造社稷坛,以作祭祀国家之所。所以,在都城里就形成了必须要有的两个礼制建筑,一个是祭祀祖先的太庙,一个是代表国家的社稷坛。这跟儒家经典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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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稷坛
 
       中国早期都城的宫城和外郭最初是没有轴线的。发展到了秦的咸阳和西汉的长安,首先建“宫”,咸阳城现在还不能复原出它的地图,但是汉长安城能复原。汉长安城是先造“长乐宫”、“未央宫”,汉高祖利用了秦咸阳宫的一部分,然后经过了汉文帝、汉景帝,到武帝的时候发现宫殿不安全,才筑城墙围起来了。现在很多人讲风水,说汉长安城缺个角啊,其实地形就是如此,渭河就是从长安城西南向东北流过去的,不是预先设计的。什么天象六合,都是后来人附会的,最初并没有设计理念。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很难在汉长安城找到一个统一的中轴线。为什么南边突出一块,因为这里是一个高地。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在周、秦、汉的时候,都城中轴线的意识还没有形成,一直到东汉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意识。东汉都城洛阳是两宫制。南边的宫殿是为上朝的朝殿,北面的宫殿是皇帝生活的寝殿,也就是外朝和内宫,内外有别。哪有什么轴线?也就是说,在两宫制的都城形制中,中轴线还没有出现。
 
       一直到曹魏邺城的时候,把南北两宫变成了东西并列的两组宫殿群,中间一组是外朝的宫殿,东边一组是内朝殿和后宫。这时候产生了两条南北建筑轴线,中轴线的雏形开始有了,而且职能建筑按照轴线对称排列。这个都城建筑形制影响到后世,短暂的西晋,北魏、北齐、北周。北魏的时候利用了东汉洛阳城的宫殿,废了南宫,保留北宫,变成一个宫殿。然后,在宫殿南门外形成一条南北直街,两侧配置中央官署。太庙和社稷坛也摆在南端左右两侧。当时这样一种设计,对后世影响很大。中轴线从北魏洛阳开始,而北魏洛阳是学了三国时候的曹魏邺城。再后这个设计形制又影响到了东魏、北齐的邺南城。北齐的时候,邺城建筑往南面扩大,把宫城放在中间,向南设计一条城市中轴线,沿着中轴线两侧配置中央官署、宗庙和社稷坛。这种设计显然是参仿北魏都城洛阳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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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轴线
 
       真正出现中轴线,有意识地规划设计是隋炀帝,就是长安。以往的都城因为受到了旧城址的影响,制约了它。当你在一个平地重做的时候,完全是一张白纸,可以按照《周礼》原来有的模式做,可以重新规划和设计。元大都就是北京,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是在平地上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制度和中原长安城的制度,模仿了拿过来的。所以中轴线这件事不能推得太远,只能上溯到曹魏的邺城,完成于北魏的洛阳城。
 
       中轴线的原则是从北魏洛阳开始的,中轴线两侧配置中央官署。这个时候在中原就形成了一些观念性的东西,不好用风水来解释,但是它这种观念是有了。比如说文官配在哪一侧,武官配在哪一侧,然后怎么安置。一方面是有了这个观念,一方面是适应了上朝时候的需要。譬如北京上朝的时候从哪个门进去都是有安排的,不可能天天走天安门,平时是从东华门进去。明代可以说左文右武,这种概念性的文化的形态已经出现了,但是它一开始是从制度开始的。然后把太庙和社稷坛放在轴线的两侧,东面是祖庙,西面是社稷坛。一直到明代永乐帝再改造的时候挪到了天安门、午门的东西两侧,就是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这就是中轴线的起源和发展。
 
       中轴线不是一条主要的交通线,它是代表坐北朝南、面南而王的理念。长安城北面的终点是太极殿。它背后不开门的,北门(玄武门)后面都是御林军在守候,这也是跟北魏洛阳学来设计的。然后是元代,它们的营帐都在后面、北面,那条轴线越长,越显示都城的博大和至高无上。然后对称地配置中央官署。这是中庸的想法,因为没有轴线城市不稳。看外国城市,巴黎也有轴线,巴黎的轴线就是卢浮宫沿着塞纳河的那条轴。没有轴线的城市是不稳定的,像罗马是七个丘。还要看重要的王室生活的地方,比如法国凡尔赛、奥地利美泉宫,都是在高高的山上的一座大宫殿,从上往下,是按照几何设计的喷泉、大道、花圃。这个轴线是很典型的,和中国的不一样,它不是南北朝向的,它将就这个山,这个山是东南向的,那么轴线就是从西北向东南的一条线。但是,这个轴线是文化的象征,是文化和制度表现在空间上的一个形态。这个制度给我们城市奠定了一个T字形传统形态。一般的城市衙署,前面是一条像长安街一样的横街,正对着是一条纵街,这也是一个T字形,城市就很稳定。我用这个方法去找,海南的定安县或者儋州,可以找到残存的城墙,我发现了一条直街,一条横街,交会的地方是儋州镇政府,古代衙署、今天的政府都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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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轴线
 
       澎湃新闻:隋唐的城市空间设计,采用封闭式的里坊制,这是中国传统的特色,还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形成的?
 
       李孝聪:坊市制在隋唐始盛,源头在北魏,从平城到洛阳,城市内出现封闭的里坊。这时马背上的民族进入中原,需要定居,要平均分配营造住宅的土地,要落户,要有户籍,不能没有规则。先是鲜卑人从北魏平城到洛阳,然后影响到唐代长安,还可以想到元大都。元大都的时候,设计的是每座城门大街之间平行地安排二十二条小的胡同,都是等距离的。这个时候没有用坊墙来隔出一个个街区。但是,作为马背上的民族落居城市,还是采取平均分配宅基地的办法。
 
       元代迁居大都时曾颁布用地规定:“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这个诏令的意思是平均分配宅基地,建造规模相同的宅院。这就使得元大都保持一个非常规整的容貌,就是小胡同里只能建造三进的四合院。因为你如果建第四进就跨到另一个胡同了。
 
       我在2004年到蒙古访问,当时蒙古草原草场退化,很多牧民失去了草场,放牧已经资不抵债了,就迁到首都乌兰巴托周围来住。蒙古政府就在乌兰巴托的郊区,用木板围起同样大小的院落,相当于四合院。一排一排的住居之间设有狭窄通道,俨然是元大都胡同院落的翻版。巷子的蒙古语就叫胡同。这说明,草原游牧民族进入定居的时候,要编户齐民,就必须平均分配盖房子的土地。里坊制就是这样形成的。清朝入关以后,北京城内的八旗驻防,也是平均分配住房。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你是在草原上驰骋的民族时,是没有户籍的。但是当要定居、要编户的时候,一是要平均分配土地,盖同样的房子,便于管理。第二,要把他们的身份跟原有的那些从事贸易、商业的人分开。在《北齐书》里有记载。不能混合在一起,身份要有别,不能住在一起。那么采用什么办法呢?造墙就能解决。所以封闭的坊市制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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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胡同风景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曾谈到封闭的里坊制对经济的发展有限制,可是隋唐的长安城以繁华著称,这是因为经济发达,还是仅仅由于它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资源高度集中造成的?
 
       李孝聪:坊市制实际上影响了城市的商业发展。因为它不是有机的自然的发展,是人为的限制。所以,唐前期所谓的经济繁荣,那是因为全国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长安。东西市百货集中,胡商都沿着丝绸之路过来,其他城市都很萧条,你一个都城独大。大家老用一个词“扬一益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这是宋朝人记载回忆唐朝最繁荣的城市,这种现象不会出现在唐前期,只能出现在唐代中后期。唐前期国家初定,然后制度要整齐划一,大家要让都城繁荣起来,地方不能坐大。什么时候地方坐大?扬州和成都富比京城,中央的势力管不了你了,那是安史之乱以后。
 
       坊墙制度在隋唐的时候,法律规定,临街不许开门,不许开铺面房,晚上得宵禁,赶紧回家,一敲鼓不能还在外面闲逛。所以唐代的小说笔记经常讲公子哥到外面去吃喝玩乐,玩到晚上回不了家,躲在桥底下,上面有巡逻的,翻墙啊。这是唐前期的现象。这个现象会制约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打破它。所以,有很多违禁受到处罚的律令,比如房子把街道占了,临街开门了。一直到五代还是这样。唐代坊市制一直要到唐后期、北宋才解体。宋太祖下了一道敕令,就是晚上取消了宵禁,到三更天都不用回家。夜市就出来了,这些都开放了。北宋京城的市场已经不是固定的两个东市、西市,而是商业街了。你不能再控制它了。到了北宋的时候,因为都城在开封,利用一个旧的汴州节度使的城。宋朝又不是马背上的民族打进来的,不可能再平均分配宅基地,必须适应社会发展。你要繁荣,那么开封城就都是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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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长安城示意图
 
       为什么北京东单、东四、西单、西四那么繁荣?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下了命令允许老百姓自己做生意,允许在街边自己摆摊开门面,谁也不敢。当时北京市市政府规定,你们家在这,你不开店你就搬走。结果一夜之间街道两边全开店了。中国王朝时期中央集权的政令特别强,只有这个命令下了,老百姓才敢临街开店,城市就繁荣起来了。所以唐朝最初的繁荣就是资源集中在一起而已,中央衰落了,地方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       
 
       澎湃新闻:唐宋以来城市从封闭的里坊制向开放式街巷制形态转变,是“唐宋变革论”的立论基础之一,这种变化对传统礼制是很大的冲击。对于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所致,另一方面是不是给城市的管理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李孝聪:变革的基础就是因为封闭的坊市制违背了城市自然发展的规律。它到最后必然被打破。
 
       对于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要在制度上有突破,有一个新的政令出来,就像宋太祖的政令。没有那个政令就一直都不可能。后唐李存勖的时候还在下令严备盗火,夜里不许行走。到了北宋初,说开封府京城夜市三鼓以来不得禁,可以到外面去喝酒。消费了才能繁荣,所以必须要有制度保证。
 
       中国现在为什么城市管理有很多问题,没有制度的保证就不行。现在城管老是跟老百姓顶起来。城管还在想唐朝坊市制,老百姓做买卖限制在固定在区域里,那么城市的繁荣受限制,做生意不方便。你可以规定他在什么地方,在一个街道或者几个街道里面设一个地儿做买卖,只要不影响交通。我住在五道口边上,那里的城管一来,小贩都夹着包、推着车到小夹道里等着,城管一走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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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五道口       
 
       澎湃新闻:您曾指出,明清城市建设出现过分追求向传统礼制的复归,力求城市建设的统一性,这主要是指大城市还是也包括了一般城市?这种复归是否意味着在传统中国的行政控制下,经济的发展始终无法对抗超经济的力量?还是说,这种复归与经济无关?
 
       李孝聪:明清城市建设出现过分追求向传统礼制的复归,力求城市建设的统一性,这是一个总结。中国王朝是个等级社会,都城有三重城墙,宫城、皇城、外郭。再下面有府,府下面可能有直隶州,州下面有县。三个等级不可能都那么一致。府城可能驻兵五千,州城可能驻三千,县城可能一千。还有卫所,千户所、百户所,小城里就一百户,驻兵就有一千。拿什么来限制它。城的面积,城圈的大小,就是周长。一开始筑城不是为了做生意,军队当然要跟老百姓在一起了。军民是一家,你要保护他。最容易做的城,是打直线,方方正正的。拿汉代、明代的军城和罗马军城比,一模一样。我们看西北或者北京的军屯、村子也是这样的,一排一排的营房,现代农民的房子一排一排的就是营房的形制,中间连着条直街,你也可以叫做中轴线。然后是个方方正正的围墙。现在留下的城基本都是明代和清朝的,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一座城一般有一条十字街,中间是钟鼓楼,西安、兰州、张掖都留下了。一座四方的城,中间是鼓楼。这是为城市报时,同时又是一个居高的瞭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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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钟楼
 
       我是受到了西方城市的启示,认为这是传统礼制的复归,西方十五世纪末文艺复兴,相当于明朝中叶。文艺复兴就是要恢复希腊罗马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它的城市的规划是把市场、市政厅、城墙按照几何图形来设计。中国明朝的时候建军城,必须有一个指导思想和制度的引导。它按《周礼》的规划,所以有一个礼制复归的举措,这是我下的定义。城市里头有一个丁字街,丁字街的中心是府衙、州衙、县衙。又建城隍庙,是城的保护神,有商业街,不叫市坊。官绅在哪个地方住,匠户在哪儿住,有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不按规律走。比如说市场是城门通衢的地方形成了商业街,边上有很多牛市、马市等,都靠着商业街。比较高的地方,环境好一点的,都是官绅住的地方。衙门基本在城市的北侧,因为衙门建筑还要坐北朝南,如果建在城市南侧里边,一出门就是城墙了。这个规律我用了一句话:向礼制的复归。它肯定是有规划的,而不是随意地建。这个复归当然意味着行政的控制,特别是等级制度下的治所城市,军城也是这样。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王朝在规划城市建设的时候不考虑经济功能。如果是那样的话,本来中国城市在宋代是完全可以走向一个欧洲那样发展的道路。但是它被蒙古打断了。明朝再回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商业,为什么要修长城,为什么要海禁,统统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必须是军事和政治性的城市。什么时候中国城市才能走向真正的商业?鸦片战争后,被迫改变,上海是最明显的。中国内地城市更晚一个时段了。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商业始终是末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真正的商业化城市,只有到了清朝的时候,才有了四个镇: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佛山镇,但是镇无法纳入行政体制,它是由于货物的转运发展起来的。算是自然的发展,但是发展得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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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莎城堡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兴衰都引人注目(如洛阳、开封、扬州),其兴衰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您能否举具体的事例说明?
 
       李孝聪:比如长安,长安的衰落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就是因为都城不在了。都城先搬到开封,又到了南京,最后再到北京。都城不在了,它的首位地位下降了。但是对这个城市来讲,它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地位还是很高的。谈它的衰落,不能光从经济考虑。政治地位下降,不是衰落,经济上讲,首都经济最繁荣。长安不再是首都,城圈都小了。但它本身还是繁荣的。
 
       扬州的繁荣得益于运河。运河阻塞、铁路开通以后,它必然要让位。最简单的例子,张家口有个地方怀安县,老城还在,但是县政府已经搬走了。因为民国的时候,从北平到大同的铁路修通以后,不走怀安,怀安就衰落了。怀安曾是一个很大的卫城,当时有五千多军队守在那,到了解放的时候县政府就搬走了。我在飞机上看到这么大一个城,方方正正的,一栋楼房都没有,就是一排排的平房。怀安是唐朝就有的城了,明朝是怀安卫,那就很大了,卫相当于府。政府早就搬走了,成了一个乡镇,很大的空空荡荡的乡镇,这就是很典型的。
 
       开封的衰落有两种原因,一个是自然灾害,黄河淹了好几次,更重要的是它原来是都城,不做都城了,地位下降了。到了民国的时候还可以,它是河南省省会;到了解放以后,省会变成郑州了。原来郑州是个小县城。开封就下来了。
 
       所以城市的兴衰我觉得要注意几个原因,一个是在中国,主要是政治原因,不是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会引起经济的变化。西方城市是政治依附经济,中国是经济依附政治。再一个,城市衰落特别是废弃了,跟自然环境有关系。比如地震、水害,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不会完全废弃。所以你想提升一个城市,你可以在政治上赋予它一个什么地位,它就起来了。现在深圳地位不及广州,但是经济已经跟广州不相上下,如果把深圳作为直辖市,或者政治上给它提高行政级别,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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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古城墙:永宁门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除了大拆大建,就是摊大饼式扩张,引人诟病,城市空间的拓展如何才能既适合经济发展,又尊重文化传统?
 
       李孝聪:瑞典大使来北京的时候很伤感,以前他作为留学生待过北京,但是现在觉得北京不像以前那样了。其实不光是北京,中国的城市千篇一律。我们真正学城市规划的,要么从日本,要么从美国,最早从法国学的。人家在那学的时候,知道要把几千年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城市的风貌、结构保护下来。可是规划不是这些人在做。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大同,城市保护的意识跟我们不一样。把老百姓全迁走,把房子全拆了,按原来的样子重新盖起来。样子倒是挺好看,但都不是真的,而且没人住。北京如果把四合院保护了,不让老百姓住,那就完蛋了。懂建筑的人所关心的是单体建筑的保护。比如北京的一个王府,原来的政协礼堂。政协要盖大礼堂,要盖楼房。不怕,搬到密云给你们原样盖起来。王府为什么是王府,是因为在京城,是跟它的周围的街道配套的,不是单造一个建筑就完事的。我去过一次徽州,也是遇到了同济大学搞建筑的,他们说是要保护古建筑,不过是把建筑搬到一个地方重新盖起来就完了。那老百姓和徽州的民居有什么关系。不成了个展览了吗?民居要有人在那生活,所以不能乱拆。
 
       摊大饼是中国人的一个想法。什么叫中国,天下之中。北京中心就是天安门广场,所以北京有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思维观念。苏联人过去五十年代是修卫星城,但是在中国这种很顽固的想法下,卫星城是弄不成的。中国人就是摊大饼,城市中心,然后一圈一圈的圈层结构。为什么?这是井田制啊,同心圆嘛。原来中国古代社会首都叫京畿地区,又称畿辅,然后是五服,五百里一服。城市也是这样的。所以上海有内环、中环、外环,武汉也有,哪儿都是这样。我就没见过外国搞这个的,连北京的地铁都这样。有必要吗?罗马、首尔的地铁都是放射状的。
 
       北京城周围有几个很著名的睡城,比如望京将近三十万人口,天通苑也三十多万人。当初苏联人做卫星城市,里面配套是很齐全的。有居住区、有商业区、有政府办公、有工厂,但是我们觉得他失败了。因为中国人重土难迁,不去。卫星城的想法做不成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摊大饼的,大城市周围有几个城市居民区。等于主城住宅区,一住就几十万人口,相当于外国一个城市了,在这个区里没有配套的设施。上班还要到城里来,它就是一个睡城,sleeping town。望京就是这样的,天通苑是最可怕的。住在那的人在家乐福、沃尔玛买东西交钱要排一个小时队,都在那挤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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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睡城”天通苑地铁站入口      
 
       澎湃新闻:古代城市的寺庙有宗教文化的作用,在设计的时候会考虑到庙宇这样的宗教场所因素吗?
 
       李孝聪:中国的庙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敕建的,比如城隍庙,或者官方敕建的关公庙,或者地方的一个神的庙。还有一种是代表国家的一些坛,比如风神庙、雷坛、龙王庙。官方祭祀的这种庙叫官方敕建的。它一般建在规定的地方,比如雷神庙一般建在西北,或者什么庙在东南,观音庙在什么地方。然后还有敕建的寺院或者道观。这些敕建的官方会管理,比如僧正司和道正司,管佛教和道教的两个司,这些都归它管。胡同里、街道里的小庙,有可能是当地的居民自己建的,因为有些地方是两条道路交会的地方,人家不喜欢住在这儿,那么这块地干什么呢?古代没有公园、广场这个概念,只有宫廷广场和衙前街这种广场。这个道路交会的地方老百姓可能就建一个小庙,比如五圣祠,什么都供。
 
       这些庙干什么呢?第一,附近几条街巷胡同都到这里烧香。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宗教意识的,什么都要拜,石头、树洞也拜。而且你在佛教的寺庙里可以看到关帝庙,道观里也可能有弥勒佛,中国的儒、释、道不很排外。所以中国的寺庙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在城市里面,它是一个共享空间,英文叫public space,公共空间。元、明以前,居民的院子就是自己的,街坊之间不怎么串门的。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让老百姓乱串门的,串门只能到寺院里。大家都可以去,见面、聊天什么的。
 
       这就使我们想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城,那里有一千多个喷泉,好几百个浴室。不是说罗马人多么爱干净,它是热,要把泉水引进来,所以有喷泉。喷泉是一个城市景观,大家可以围着喷泉休憩。浴室就是一个公共场所,即使身份有差别,进了澡堂子大家都一样了。这就是公共空间。大家交往可以到庙里。这是在当时专制王朝体制下的城市社会的补偿,自己展现出一个官府允许的公共空间。你不可能建一个茶馆,大家在里面谈国事,也不可能弄一个广场。建一座庙,大家在那里祭祀,还可以沟通情感。北京城每条胡同都有庙,除非是特别小的胡同,但是它连着别的胡同有庙。比如以两个人聊天的地方为原点,一百米之内画个圈,就能找到庙。
 
       (实习生郑竹青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