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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的家庭政治

作者:卡维波   据本网综合整理    日期:2015-07-21 09:32:13

一年一度的玉林狗肉节再惹风波,各方就“吃狗肉”是否文明争论不休。本文中,作者指出,动物保护--动物权话语中充满了中产阶级的温情脉脉和道德教化,并以此来标记自居文明进步高人一等的阶级位置。围绕狗肉的争议也显示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动物漂白”。

动物保护的家庭政治



      动物保护今日不但在台湾或大陆,甚至全球许多地区都是一种潮流、倡 议或运动,甚至落实为法律或政策,代表了人道与道德进步,是一种文明现 代性。与动保类似的,还有环保、保护儿少、保护妇幼,也都是进步的文明现代性表现、政治正确的标竿。本文对于动物保护所提出的批判性检视,源自对于“家庭政治”的反思, 这个家庭政治的背景则是(看似方向各异的)女性主义与道德保守主义共同趋向爱欲的家驯化。女性主义所代表的(道德)进步主义,和动物保护一样,正如上述那些政治正确的倡议,有着文明现代性的光环。这个文明现代性被理解为文明道德的顶峰、进化的终点。然而原本现代性是建立在西方社会过程本身的分析概念,却在这些政治正确倡议中被悄悄地置换为普世规范性的概念,有一种道德的蕴涵;这等于复活了冷战之后的“现代化”理论。只是现在变成:若要成为文明现代的国家或社会,(不只是奉行新自由主义而已)还必须在文明行为上符合那些道德倡议。在我们看来,目前动物保护的话语与表现出来的道德进步主义,乃是欧洲中心论的文明现代性概念。

一、爱欲的驯化与新道德主义

“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小时儿歌来自 1823 年西方的 Home, Sweet Home歌谣,大抵谕示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下,西方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教育社会化功能局部割让,而情感功能加强的过程。温暖可爱的家庭成为外在残酷竞争社会下的私人情感堡垒,是“无情世界的庇护所”。在这个历史时刻,西方 19 世纪基督教背景的道德保守主义与保守妇女鼓吹“女性理想家庭生活”(cult of domesticity)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同时 将家庭与女性理想化(家庭是避风港,女人是充满爱心的道德守护者);女性 主义虽然反对保守主义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理想家庭观念,但是却与保守女性在“社会净化”与“女人去性感化”两方面有共同立场。

从过去历史与社运经验来看,进步主义的修辞或法律,往往使中产阶级或政客轻易地取得“开明”的形象或甚至“进步”的位置,也往往分裂了被压迫群体,使其中一部分倾向被主流同化,另一部分则被边缘化,然而被同化的前者暂时似乎上升改善的地位,在体制改革遭到反挫时又会被“打 回原形”。总地来说,进步主义没有彻底改变体制结构,没有深刻清算主流观念,故而无法真正给力;被压迫群体(特别是其中的底层)无法实质地受惠于进步主义,反而更难抵抗收编与改变体制。毕竟,体制的改变必须来自改变了的主体,底层主体的自我壮大不能来自由上而下的进步主义。

带动爱欲家驯化的这股西方道德保守主义(基督教为根源)建构了现代的童年/儿童观、母职、理想家庭生活世界、忠贞性道德等,并主要以中产阶级妇女为其社会基础(女性主义在许多地方也与之唱和),把中产阶级的婚姻 家庭价值与儿童观,透过立法加诸于下层阶级,其保护妇幼话语与相关的社会净化管制助长了国家的家长保护主义,最终则形成旧式镇压宰制与新式控制技术相结合的治理。西方道德保守主义的这样一套作为与模式,百年来至今,不断透过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影响,在第三世界被在地的代理人与保守主义者挪用复制(这个复制过程往往调动和发扬了文化传统中类似的保守因子,却淹没和压抑了文化传统中的“不文明”因子)。

但是同时西方道德保守主义也由慈善/公益/博爱/人道的基督教化团体旁接出当代世俗化的优势公民团体或所谓非政府组织,以进步与政治正确的性别平等、绿色环保、选举民主、媒体净化等进行新式治理与控制,这些世俗化的进步团体或人士因为拥抱了西方现代性所代表的普世规范,故而显得更具有道德优越性与政治正当性,事实上他们是道德进步主义。道德保守主义与道德进步主义看似对立,但是巧妙配合或呼应,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治理,或可称为“新道德主义”(源头来自欧洲中心论)。

二、兽性的文明化与家驯化

当代另一个与上述趋势相关的发展则是:理想家庭生活与亲密关系将动物的宠物化更推进了一步,动物的宠物化等于增多了一项家庭责任,也是家庭乐趣亲密的来源,加重了家人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的必要与诱因(宠物和小孩的功能是一样的,或如Nancy Folbre说:小孩就像宠物一样。至于家庭之外的世界,动物的地位在 19 世纪西方菁英的观念中也开始有巨大转变,资产阶级与妇女主导的公益慈善类型的团体建立了动物保护的立法与舆论,这种对动物的新感受能力(new sensibility)之动力当 然来自当时更进一步的文明化过程。

所谓“文明化过程”一般就是要遏制人类的残忍、虐待与暴力冲动,透过情感的自制自持去除人的兽性,使人更不像动物。由于动物只能以兽性与 人类互动,在人兽互动时,人类容易倾向也以其兽性与动物互动。这是对于文明化的威胁。不过在目前,人类的现代权力技术已经可以使人兽互动或共 处中的兽性痕迹被抹去掩盖置换。动物保护则是这个文明现代趋势中的一个环节。

动物保护所代表的文明化因此倡导人性或人道地对待动物,而非兽性地对待动物;“人道对待动物”不但要去除人的兽性,其中也暗含着“动物的拟人化”──在过去,人若以“人性”与动物共处或互动,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动物(例如对牛弹琴、与动物说话、将动物视为“人”或甚至“家人”), 可能会被认为疯傻或作弄逗笑。然而“动物的拟人化”现今的意义更为深刻,实质上就是动物的文明化。动物在此代表了兽性,动物的文明化因此意味着去 除社会文化中一切兽性的标记象征与显现。

动物的文明化首要的是动物的“没入”(sequestration),“没入”既意味着“隐遁”,也意味着“权力对某物的没收”。动物的没入──起先是野性的、 后来是生产性的、功能性的动物从公共视野与空间中的隐遁没入,这乃是“自然”从我们这个人造世界里逐渐隐遁没入的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性的标记之一(例如满街的家禽家畜就被视为是落后社会的现象)。动物的没入或现代文明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与动物之隔离,这种隔离在现代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机械科技动力取代了动物的动力,传统上与人类共同生活的许多动物在城市中逐渐越来越少见,只剩下宠物化的动物,也就是纳入了人类亲密家庭的动物(此刻的“家庭”则多半已丧失经济生产功能〔包 括亲子间谋生技艺的传习〕,而变成情感亲密功能为主,生产功能的动物因 而对家庭无用);这种家驯化的动物就是文明化的动物。至于都市中不被纳 入人类家庭的动物,例如都市中无家流浪(homeless)的野狗野猫,和人类游 民(homeless)一样,始终成为都市管理的“问题”。在台湾某报“他山之石”专 栏中的一篇〈德国没有流浪狗〉则透露出现代对付“流浪”的家驯化技术,以及此间道德进步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黑暗面)的膜拜。全文如下:

各国处理流浪狗的方式不一,被誉为“没有流浪狗国家”的德国,做法最完善。为有效控制犬只来源和数量,德国的犬只繁殖场皆必须领有合法执 照,并依照政府规定的育犬数量繁殖,育犬数量必须和人口数成正比。由于每只狗出生后皆已植入晶片,主管单位若发现犬只在街头游荡,会立刻找上饲主,第一次先开劝导单,第二次就重罚,一次可罚新 台币九十一万元,这么重的罚金是依据流浪狗导致社会付出的成本计算 出来的。德国还设有动物警察,执行各项动物保护工作,各社区也都有进行 犬只登记,每一只狗皆予登录和植入晶片,并定期普查,以便随时掌握 该国的犬只数量。

在上述引文中,我们看到文明化如何结合理性化与官僚行政,其所采用 的监视、控制与规训技术(与纳粹德国监管犹太人的技术似曾相识)乃是类似 傅柯描述的对于混乱或流浪的人事物之导正秩序技术。虽然这样的现代权力 技术可以结合不同目的与需求(不论是在动物园、工厂、实验室、集中营、 都市交通动线等等),但是透过对这些技术的引进(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使 得处于第三世界的我们拥抱没有流浪狗的(西方)街头乃是文明进步的高峰 终站,而忘记自儿时起流浪狗就是市镇居民的一分子或活动街景家具的一部 分。有时怀旧可以治疗失忆,也就是召唤我们曾经不那么文明进步的过去景况,(或许失真地)回忆起当时还未活在由道德进步主义透过种种监视管 控技术所强加的秩序中,怀念起原生社会自发秩序(混乱)之自由自在。对这 种可能失真的自由自在之怀旧则推动我们去想像另类的现代性与不一样的文明化。

文明化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核心内涵就是家驯化。家驯化或宠物化的动物 则必须接受人类的调教规训,而且随着动物的文明化之进展,宠物主人所需 负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因而宠物主人也一样地被调教规训──动物的文明化 调教离不开人类的文明化调教。这意味着,所谓动物保护其实包含着对人类 的管制与文明化调教。

虽然对于动物的关怀自古即有,但是要到19世纪英国才有动物保护的运动组织,其兴起的社会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妇女对下层穷人(工人与农民)的文明化任务,是驯化爱欲之净化社会大计的一部分。

动物保护有多重的文明化效应,首先就是阶级区分的功能,其次则是国族区分的功能。在阶级区分方面:下层穷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动物的利用仍是非常工具化的,即使是豢养猫狗也主要是为了特定功能(防盗、捕鼠等)。另方面,上层阶级家庭不但把宠物当作家人,宠物所受待遇与花费往往是颇为昂贵的。因此,对待动物的态度与方式有着区分阶级的功能(但是必须指出下层阶级也有豢养宠物的情况)。其次,在国族文化区分方面:当西方的动物保护观念与宠物化传播到第三世界时,也有区分富裕文明 国家与野蛮落后国家的功能;狗肉争议最能凸显这个功能所衍生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狗肉争议必须与牛肉作为对比才有意义,西非与亚洲有些地区文化或人民将狗视为肉食来源,但是却不将耕牛当作肉食来源。大清律例严惩宰杀耕牛与贩卖者,再犯可充军。不过,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大量生产牛肉的动物养殖业,透过政治力与文化 宣传的经济倾销,使战后贫穷的亚洲人无招架之力(台湾的牛肉面之诞生与流行可为历史例证),逐渐改变亚洲人民不吃牛肉的习惯(特别是由于原来许多亚洲人不吃牛肉并不直接涉及制度化宗教信仰、而只是文化民俗习惯,故而没有坚强的抗拒牛肉文化。此外, 约自2009 年开始,即使在疯牛病与瘦肉精的阴影下,美国仍然持续运用庞大政治力多次企图倾销牛肉到台湾,则是又一例证)。可是让我们想像情况刚好颠倒,假如战后亚 洲才是全球霸权,韩国大量生产狗肉倾销到贫穷的美国,那么牛排便不会是代表高贵西餐与现代性,反而可能是残忍落后不文明。事实上,2010 年台湾台南县建立了“老牛之家”,让老的耕牛能够安享晚年,有许多新闻报导与感人故事,这显示人牛情感与尊牛的 文明现代性之建构可能。总之,牛肉与狗肉的对比是重要的,因为印度人不吃牛肉,回教徒不吃猪肉,却只被当作“宗教文化的特殊信仰”,而不是“普世价值”,更不是显示美国吃牛肉的残忍落后不文明;但是亚洲人吃狗肉,却是违反普世价值。很显然的,只有 已经占据了普世位置的西方现代性才有权力定义与决定普世价值。故而,我们一定要批判以动物保护为藉口来漂白帝国主义经济与文化殖民的“动物漂白”(animal wash)。

不过,除了阶级区分或甚至国族区分的功能外,动物保护的文明化功能也是中产阶级的儿童教养中很重要的一环,原因在于儿童文明教养的核心就 是压抑儿童的兽性,然而儿童与动物互动时却可能因为动物的兽性而促使儿童“兽性大发”,因此教训儿童人道(人性)对待动物,也是文明化儿童的方式。 在当前文明化儿童的各种教训故事或影视中,不但充满“动物的拟人化”, 而且其“拟人化”有着性别、种族、阶级等等社会细节的分殊与背景,反映着各类主流刻板印象或流行的(包括进步的)意识形态(例如好莱坞动画倡导回 归家庭价值、美式个人主义、殖民主义、环保等等),动物角色甚至不再使 用早期现代的“益虫/害虫”、“家禽/猛兽”等功能性分类,而走向可爱化,也就是变相的“宠物化”。这是一种彻底的(radical)拟人化,因为不再是前现代动物神话寓言中(图腾社会残留)的拟人化──在儿童与成人之社会区分不 如今日明显的前现代时期,关于动物的神话或寓言并非只以儿童为对象,亦 即,并不是“童话”。此时神话故事中的动物拟人化并不是彻底的,故事中 的动物往往未经过彻底社会教化而残留了兽性,因此暗喻了人类的拟兽化,这是图腾社会的遗迹。易言之,虽然前现代神话寓言也具有文明化与社会教 化的功能,但是之中动物的人性化并未能剥除人类的兽性。即使在西方早期 现代前后,童话故事中的动物拟人化也并非今日的宠物化,对动物的评价 仍保有了功能性(对人类的益害)的分类。但是今日晚期现代动物的形象呈现 (representation)则是彻底拟人化(例如可爱化):动物在被赋予人性的同时, 也仿佛经过社会教化,活在近似人类社会中的动物世界中。动物之兽性在这 种彻底的拟人化故事中被象征地完全“没入”,动物兽性也因而被象征地或实 际地压抑。总之,这些儿童故事或影视都是同时文明化动物与儿童的调教规训。

由于保护动物和保护妇幼的话语原则是同出一源的,因此保护动物的话语也可以促进家长保护主义的整体意识形态,不但能强化保护妇幼的正当性,还能正当化国家干预介入的保护措施。保护动物和保护妇幼话语的共同预设是“保护弱小”,妇幼与动物因此都被视为“弱小”或甚至“受害”。 妇幼与动物被当作弱势和受害者来加以保护,在 19 世纪英国有其特定的 阶级与性别背景,是资产妇女与菁英的治理与权力活动,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当时的动物保护团体有着不以为然的态度;10 这是马克思与恩格 斯对于当时的道德进步主义(夹杂着道德保守主义)的批判的一部分。18 至 19 世纪一些动保的女性作家虽然主张废除黑奴(却可能同时支持殖民主义), 但是却是在打造与促进英国民族主义、对抗“欧洲帝国(法国、天主教)”的脉络下之考量。 一直到一九七○年代,大规模生产动物肉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左派文化与运动氛围下被批判反省,同时,由于新左派发展了阶级以外(包 括性/别、族群)的各种解放运动,此时不同于动物保护的动物解放运动才 于焉诞生。值得注意的是,原初的动物解放运动观不但包含着“反资本主义” 的冲动,也包含着与其他解放运动联合共通的想像,但是今日由于“解放”的 想像与话语已经不太流行,“动物权”的提法便成为了主流。在“动物权”的标签下则有动物保护与动物解放的差异趋向。

“动物保护-动物权”这一路数充满中产阶级的温情脉脉,并成为阶级区分的高人一等标记(对动物“有爱心”──爱所隐藏的暴力则是最难察觉与反抗的),积极加入社会净化与文明化的行列,对于其他(西方眼中的落后或 野蛮)文化与下层阶级对待动物的工具化态度,缺乏社会历史发展视野的理 解宽容,反而是极为严厉地要加以惩治,对于异己完全没有爱心。另方面,“动物解放-动物权”的路数则企图与其他解放运动连结,而不是透过动物保护来排斥异己、自居文明、标榜人性(排除兽性的高等人性)。我在此特别要 提出动物恋或人兽交的争议以作为“动物保护”与“动物解放”两条路数的症候差异;动物解放路数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曾经表示不反对某类人兽交,这是动物保护的“人性”路数无法同意的。“人兽交”关乎的不只是“性交”,而是人兽之间的亲属或亲友关系与新形态家庭(正如反对同性婚姻者所质疑的“如果同性可以结婚,那么人狗为何不能?”)。

事实上,动物保护的道德进步主义隐含着进化假设,将(作为动物且有兽性的)人在进化过程中与(不会道德进化的)其他动物区分开来。故而, 在我们看来,动物解放的目标应该包括在动物文明化过程中被没入的兽性(animality)。这里的“兽性”不是所谓的“自然天性”(nature),因为“自然(天 性)”是和“人工(人性)”抽象对立的,两者隔绝互不相涉,但是我们强调的“兽性”却是可能在人兽互动中被没入或被唤发的。我们认为具有解放性质的 人兽互动就是能唤发人的兽性、唤发在文明化过程中被消蚀与没入的兽性,也就是能置疑所谓的“人性尊严”。易言之,我们提出“兽性”这个范畴与视 野,并不是为了与“人性”对立,也不只是为了确立动物在自然存在中的独特 位置,而同时是为了批判性地看待“人这种动物”(human animal)如何在文明化过程中确立其“人性(尊严)”,并且以种种法律与社会控制继续消蚀与没入兽性──这里的“没入兽性”包括了对动物的支配控制,以及对人类本身兽性 的支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