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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纪念反法西斯胜利,而不是“二战”结束

作者:马平   据本网综合整理    日期:2015-09-10 10:33:17

9月3日全国放假,北京有大阅兵,几乎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纪念活动,每个媒体都要搞自己的抗日专题。偶然带儿子去一趟地质博物馆,也能碰到抗日展览——日本侵华掠夺矿产资源资料展。要问我对系列的活动中哪一点最满意,我想来想去,答案是纪念活动的名字用的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何我认为这个老名字好?因为这个名字并没有让中国人民去纪念最近几年常说的“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包含了很多帝国主义争霸、法西斯主义内战的野蛮成分,并非所有的盟军都像新四军、八路军一样,能无愧于“师出有名”四个字。比如说对抗德国纳粹的波兰萨纳奇军政府,本身也是反犹反共的法西斯政体,1945年还盲动鼓动华沙起义,用数万市民的生命为自己争权,这战事或许有反侵略色彩,却肯定算不上反法西斯。苏军攻占大连固然是帮中国反击日本侵略者,但战后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居然到当年日俄战争遗址献花,表示苏军实现了沙俄没能实现的愿望——占领远东不冻港,霸权主义的色彩掩饰不住。英、法、荷兰为保卫南亚、东南亚殖民地和日军大打出手,在殖民地人民看来这都是帝国主义的行径。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和有些盟军战事,也应有所区分。

所以,我们不应该泛泛地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名字清晰地点出了“人民抗日”的概念,突出了“反法西斯”主题,符合新中国最根本的政治正确,真正做到了“名正言顺”。

1.古代法西斯

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同,要从“法西斯”的词源说起。

众所周知,法西斯本意是罗马中高级官员的权威,由棍棒和战斧构成,象征着责打、斩首之权。官职越高,持“法西斯”的随从越多,中级官员只有一两名,大法官有6名,执政官有12名,但不得在罗马城内用法西斯斧。独裁官和因此衍生的罗马皇帝身后有24个“法西斯”,可以连同战斧带到罗马城内。后来这24件套的“法西斯”就有了独裁、专政、统合一切国内力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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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古罗马法西斯仪仗

罗马执政官是最高行政首脑,由元老院任命,一般同时有两名,互相牵制。但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元老院可以将其中一名行政官升任独裁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能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随意调用全国的财富。斯巴达克斯带着角斗士造反,趁罗马军团都在对外侵略,横扫意大利本土。元老院就不得不任命克拉苏为独裁官,允许他自行招募4个军团的私兵上阵,拥有无限的死刑判决权。

那么任命独裁者的元老院又是什么呢?最早是罗马各大家族(氏族)的族长百人会议,后来补充了一些新的军事-商业贵族,并允许少数平民进入。元老资格靠世袭和权贵相互推举产生,一般终身任职,在共和时代管理罗马的日常事务,是前期罗马无可置疑的统治集团。罗马军团的旗帜上清楚的四个大字:SPQR,意思就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慢慢地,罗马的战争越来越多,没有战争也可以通过对外扩张来创造战争,独裁官的任期开始连续,最后出现了“终身独裁官”的称号,等到奥古斯都拿到军权,他已经不再需要元老院的独裁官任命,在事实上成为罗马皇帝,身后依然可以带24个法西斯扈从。

如此看来,法西斯制度的形成过程可以这样简述:权贵统治集团遇到无法用贵族共和制度应对的危机,被迫推出暂时统领一切的独裁者,用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使用统治集团的暴力。然后独裁者通过军事扩张和对内镇压延长紧急状态,反过来压倒旧统治集团,把暴力独裁体制从暂时的应急行为变成永久性体制,法西斯制度就形成了。

2.帝国争霸促成法西斯

这是古代法西斯权力的形成过程。那么为何墨索里尼在1919年发起的现代法西斯运动能成功,能传播到全球近一半的国家,引发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呢?

因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都遇到了和古罗马相似的内外危机,那些“半边缘”国家缺乏资本和殖民地来化解危机,所以需要法西斯独裁权力来维护统治,进而创造了超越旧统治秩序的法西斯政权。

从外部说,资本主义的天性是扩张,市场和资源量不用减少,一旦停滞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危机。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瓜分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可开发大洲(非洲),任何工业国的进一步扩张都势必要夺取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危机。危机促使各大国迅速从相对和平状态转入军备竞赛,进而在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这一刻起,法西斯在随后几十年的兴盛已经注定了。第一个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和最强的法西斯领袖希特勒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们看透资本主义旧秩序应付危机时的无能,战后断然发动了法西斯运动,要统合国内的军事-经济力量去争霸世界。

不过,一战老兵哪国都有,法西斯运动也几乎遍及所有独立国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在战后都被法西斯夺权。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很有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以德国为首的第二波工业国不满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对世界市场、资源和战略要地的垄断,所以要为自己争夺“阳光下的土地”。意大利日本虽然也不满旧秩序,但作为依赖海运的国家,在英国海上优势的压迫下,反而加入了英法协约国一方。

到了1918年,本来德国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东面打垮了俄国,西面打到巴黎城下可以看得到埃菲尔铁塔,但美国恰到好处地向欧洲派出了援兵,帮助英法取胜。战后的德国,不仅没有获得更多的领土和殖民地,反而丢掉了此前的全部海外领地,割让了许多领土,所以德国最有动力和野心去再次挑战旧秩序。纳粹德国虽然不是最早出现的法西斯国家,却是破坏力最强的法西斯政权。

同时,日本和意大利在战争中出力不多,而且英法自己为了“酬谢”美国,向美国出让了许多利益,自然没有多少实利可以分给日、意两国。所以日本和意大利也不满旧秩序,跃跃欲试地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由于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中东欧出现了一批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和衰朽的西班牙、葡萄牙都有一定工业基础,但比亚非拉殖民地强的有限,也希望能通过军事冒险打造通往帝国主义的“快车道”,他们也同样选择了法西斯政体。前面提到的波兰法西斯政权就是1926年由毕苏斯基带领军官团政变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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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希特勒悼念波兰法西斯领袖毕苏斯基

至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靠美国插手获得了大战胜利,不需要对统治集团动大手术也能继续保住殖民帝国,在战后的萧条年代还拿得出利益安抚本国躁动的中层社会。所以英、法、美等国的法西斯组织未能得势。但法国在大战中受损最重,获得的实利最小,法西斯势力也有一定市场。早在纳粹入侵之前的1934年,法国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就曾经尝试政变。到1940年希特勒入侵,内部法西斯势力的合作是法国迅速投降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后面再细说。

3.共产主义浪潮来了

从经济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各国生产的商品“太多”。在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的分配制度下,商品过剩无法从内部解决,这意味着必须从外部得到市场才能进一步发展。每个国家的统治集团都希望别国当这个“外部”,或是抢夺别国的“外部”(殖民地),最终积攒了足够的矛盾来促成世界大战。

从历史观察者的视角来看,因为生产财富的能力太大而发起战争,这是很荒谬的事情。但在1914年,各国统治集团都认为可以用一场损失轻微的速决战击败对手,所以充满自信地走向战场,平民也没有很明确的反战倾向。不料,战争旷日持久。等到世界大战杀死了上千万人,普通士兵都开始领悟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的荒谬性,超越了单纯的反战情绪,开始考虑替代资本主义的新方案。

1917年,列强中工业最薄弱的沙俄最先崩溃,士兵倒戈冲进莫斯科彼得堡,在布尔什维克的带领下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几年,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共产主义政权,其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局部性的共产党夺权行动出现。遍及全球的罢工和兵变更是逼迫协约国放弃了武力消灭俄国的尝试。这意味着:革命后的俄国尽管在物质上还很虚弱,但由于“软实力”的存在,对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集团来说,苏联是一个比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还可怕的对手。

但西方并没有能力消灭共产革命萌发的土壤。共产革命爆发于市场不足而导致的世界大战,可世界大战既不能消除贫富差距,也并不能创造新的殖民地吸纳商品。战后没几年,萧条再临,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准停滞状态,到了1929年更是爆发全球大萧条,通胀和失业一起横扫全球,唯有苏联保持了高速发展。各国共产党再次走上街头,发动革命。共产国际始终把工作语言保持为德文,随时准备打出苏联国境。共产主义浪潮从内外两方面开始威胁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没有捞到好处的资本主义国家。

旧统治集团企图自救。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发展的时代,战前那种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不足以控制社会了。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官僚和管理人员,每年还通过现代教育体系生产大量的候补技术官僚。这些人员若是消极抵制,可以让任何自上而下的统治归于无效,他们的积极性也可以用来搭建一个高效的新体制。如果继续让贵族垄断军职和高级政治职务,继续让资产阶级来维持政府日常运行,势必会把这些中产阶级推向革命一方,至少也会导致旧制度自然解体——这是许多国家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明智的旧统治集团会平缓地把新兴的中产阶级纳入统治秩序。英、法、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被动地采纳了类似的改良。

不过,在许多国家,共产主义和工运浪潮来的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国家的统治集团没有足够的时间吸纳中产集团。这个时候,大资本就会果断地做出选择——与其亡于共产党,不如提前把中产阶级的力量调动起来,让旧贵族靠边站,搞一个有行动力的组织来对抗共产主义。所以扎根于新中产阶级的法西斯党得到了大资本的支持,右手压制旧贵族,左手用虚幻的中产神话和对外扩张的红利团结候补中产阶级,压制底层革命,成为有力的维稳工具。法西斯团体逐渐成了旧统治集团重要的政治辅助力量。比如说德国战后的几个苏维埃政权都是法西斯团体的前身镇压的。

4.从打工到当老板

共产主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当共产主义者有现实夺权可能的时候,资本主义权贵宁可放弃议会制,让法西斯独裁者上台,也要先挡住本国共产党和苏联势力发展。1920年,意大利连续出现总罢工,北部工业区大多落入左翼之手,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冲锋队迅速得到了大资本的资助和军方的暗中支持,使用暴力对付工人,几乎不受法律约束。1922年,意大利全国工人再次总罢工,墨索里尼趁机发起“向罗马进军”,公然号召推翻软弱的现政府,怂动各地“黑衫军”去罗马夺取政权。

意大利国王和议会考虑过抵抗法西斯,但既得不到大资本的财政支持,也无法迫使军队开枪,更害怕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干脆放任“黑衫军”前进。这时墨索里尼反而被自己的成功吓住了,以为一路顺风的进军是军方的圈套,所以迟迟不敢到罗马接受胜利。最后国王完全无法对抗法西斯组织和大资本、军方的潜在联盟,只能发电报邀墨索里尼组阁,承认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的出现。有趣的是,在墨索里尼夺权前夕,罗马的资本主义旧政客也曾经成立一个“罗马元老院”,企图阻止法西斯政变。但和古罗马元老院一样,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和体制被法西斯组织轻松碾碎了。

接下来的几年,法西斯政权一个接一个的在欧洲出现。

1926年,波兰和立陶宛出现了法西斯军政府;

1930年,芬兰政权法西斯化;

1933年,最“重量级”的德国纳粹上台,同年葡萄牙法西斯军官团政变成功;

1934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加入法西斯行列,奥地利法西斯团体几乎得手;

1936年,希腊法西斯夺权;

1939年,德国和意大利支持西班牙法西斯领袖佛朗哥上台,在匈牙利已经独裁19年的霍尔蒂加入法西斯轴心国;

1940年,罗马尼亚法西斯领袖安东尼斯库获得独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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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一战后欧洲政区图

至此,如果算上已被法西斯国家吞并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中欧、东欧、南欧已经几乎找不到非法西斯国家。日本在30年代几次政变后,也确立了法西斯官僚的统治。至于拉美、亚洲,大多数国家还是殖民地,谈不上选择政体。但那些等比上(帝国主义)不足,比下(殖民地)有余的独立国家也纷纷仿效欧洲法西斯,希望外抗欧美殖民主义(基本上很难),内反共党(小有成效),中国国民党政府、泰国、巴西、阿根廷、秘鲁……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法西斯政体。

法西斯的指导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向外转移矛盾视线;法西斯的执政许诺是为新一代受教育青年提供中产生活;法西斯的执政方针是军事化管理,往往以军政府治国。所以,出现法西斯政体的国家,发动战争的概率会陡然上升,完全可以说法西斯意味着战争。他们会选择什么目标呢?

发动战争的目标是抢实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绝大多数资源、殖民地、贸易线路和战略要点都掌握在英、法、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里。或者简单地说,掌握在第一次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手里。从常理来说,法西斯制度蔓延,最受威胁的应该是那些还没有法西斯化的西方阵营才对。

5.反共是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但实际上,英美并不太在意法西斯的战争威胁。巴西、泰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完全没有跨地区的远征能力,战争资源主要依赖于向英美出口原材料或农产品,再怎么搞军国主义,也不敢向英美法宣战,更何况他们还要靠英美的支持镇压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真实历史中,1942年美国用一两个师进行威慑,就迫使巴西放弃了亲纳粹倾向,转而加入了反法西斯联盟,最后还派兵到欧洲参战。真正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的是欧洲内部的法西斯国家,比如德国、波兰、意大利,以及亚洲唯一的工业国日本。

但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地围住了苏联。侵略倾向和反共立场相叠加,西方国家正好可以发动这些法西斯政权去阻挡苏联策动的世界革命浪潮,甚至可以指望他们反过来消灭苏联。所以,只要不直接对西方发动攻击,英法美等国可以装着看不见法西斯政权的战争行为,反而暗中鼓励他们建立“反共防御带”。波兰和立陶宛的战争、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争、波兰对捷克的侵略,都算“法西斯内部整合”,所以英法全当没看见。极端情况下,英法可以把西方阵营的小国牺牲给法西斯国家,满心希望他们从此“回归正常”,去执行反共的预定任务。比如1938年的“慕尼黑阴谋”,英法就将苏台德地区牺牲给了德国。在慕尼黑会议上,英、法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捷方和苏联结盟,他们将把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看成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将和德国站在一起。

实际上,主要法西斯国家集中在苏联周边并非偶然,而是西方列强刻意的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就主动在东欧建立“反共隔离带”,刻意建立了一批反共的中小国家。像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三个小国,历史上从未独立建国,为了反共就必须独立。匈牙利政权虽然已经取得独立了,但因为是苏维埃政权就必须推翻。到最后,中东欧各国全靠右翼军人势力建国,经济稍有波动就会出现法西斯政变,英法对此也乐观其成。让苏联西部边界上挤满法西斯国家,可以说是《凡尔赛条约》的结果之一。

《凡尔赛条约》在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里大名鼎鼎,因为在制定这个条约的巴黎和会上,战前德占的青岛并没有还给中国这个战胜国,反而很可能被判给实际控制青岛的日本。中国因此爆发了五四运动,底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第一次显露了参与政治的能量和意愿。历史课本因此称1919年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为何列强希望把青岛交给日本?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弱日本强,但日本比起欧美列强毕竟还是弱国,为何英法在青岛问题上不顾忌一点战时同盟的脸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共反苏的需要。

苏联不仅在西欧有边界线,同时也是一个亚洲大国。苏联一建立,就全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顾问和代表,挤出有限的资源去鼓动殖民地独立,给打算推翻苏联的帝国主义也找点麻烦。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北伐成功,就是因为苏联给予国民党集团足够的军饷和武器,派遣顾问和教官,支持国民党击败亲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蒋介石赖以掌权的黄埔军校也同样是苏联援建。而国民党集团转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则是英美法资本为保护殖民体系,转而出手鼓动蒋介石夺权的结果。

但蒋介石的政变并没有消灭中国共产党,更无法对抗苏联继续输出革命,策动民族独立。所以,英法美等国不仅需要在欧洲建立“反共隔离带”,也必须在亚洲、在东方建立一条隔离带,避免共产主义传播和殖民地独立。日本是东方唯一的强国,显然最适合承担这个封锁任务。为此,让中国这个“战胜国”割让青岛给日本当报酬,虽然于理不通,却非常符合列强的利益。(青岛最后由中国赎回,并出让诸多利益给日本)

其实,联日反俄(苏)是英国上百年的一贯政策。从沙俄时代起,英国就一直企图在远东寻找一个能对抗俄国的力量,避免俄国的陆地扩张抵消英国的海洋霸权。反过来说,亚洲哪个国家能抵住俄国的南下扩张,哪个国家就能和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结盟。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英国霸主围观的一场“淘汰赛”,胜者可以获得英国的援助去对抗俄国。果然,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就有权在亚洲获得殖民地,然后主动发起日俄战争,完成了替英国反俄的任务。(日俄战争,清政府名为中立,实际上暗中反俄。吴佩孚就是派去支援日军作战的精锐军官)

现在俄国换成了苏联,英国除了因为地缘政治因素继续反俄外,还因为殖民利益和意识形态而更强烈的反苏,自然会更加纵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为。对于日本侵占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英法主导的国联只是略微谴责。美联社则赤裸裸地点出了西方列强的心态:

“全世界都应该感激日本在远东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溥仪曾这样回忆“国联”的调查:

“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从(1932年)7月20日后,国联调查团在北平编制报告书,又历时一个半月,9月4日调查团各委员在报告书上签字,直至10月2日才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和日本东京、中国南京三地同时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日纷争委员会报告书》,通称“李顿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在前半段肯定了其“非”在于日本,但在后半段则要迫使中国作重大的让步:即要在东北成立“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保留的权限只有“条约及外交关系,关税、邮政、税务之管理权,行政长官之任命权,以及履行国际协定之命令权”,其他均归属于“东北自治政府”。这样的原则,等于对日本所制造的“满洲国”现状几乎是要完全加以追认,且使之固定化。

日本对英法等国的反共寻求揣摩的非常准确,把侵略中国大陆的战略方向选在靠近苏联的北方,尤其是紧贴苏联的东北三省,而不是富庶的南方沿海。日本在中国成立的每个傀儡政权都声称以反共为第一要务,政体也大多选择便于镇压阶级矛盾的法西斯政体。比如说伪满洲国的首脑溥仪就称“执政”,行使理论上的独裁权。伪满还专门有一个机构叫“排共特别委员会”,负责把反共工作发展为“国民运动”,借此缓解西方列强对日本独占殖民地的不满。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为了表示“正统”,政体上还要继承孙中山的三民宪法,但国旗上专门打了一条“补丁”,写上“和平反共建国”。王克敏的北平伪政府更是把这个口号写到了国旗正中,煞费苦心,唯恐西方列强不相信这些傀儡政权有助于积极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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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汪伪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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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北平伪国民政府国旗

1939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发动两年,正在随枣会战中和中国军队相持,忽然日本关东军主动北上挑战苏联,在诺门罕战役中惨败于苏军。此战日军伤亡数万,丢掉了压箱底的重炮储备,战术上大大的亏本。但从国际战略的大势来说,这进一步表明了日本法西斯集团的反共立场,展示了日本保卫英法亚洲殖民体系的积极性,为日本的侵略活动争取了西方的谅解,日本得以继续放手侵略中国内地。鉴于西方的暧昧态度,蒋介石政权甚至不敢向日本正式宣战,唯恐西方列强在不得不选择立场的时候站到更能高效反共的日本一边。同时蒋介石政权在四一二政变后坚持反共立场,企图以剿共战绩来换取西方更多的认同。世界就在这种纵容法西斯的气氛中走到了30年代末。

6.法西斯的反噬

法西斯国家的胃口很快超出了西方列强的想象。法西斯国家在经济上许诺普遍的中产富庶生活,在政治军事上宣称要尽快称霸世界,如果它的统治集团无法尽快落实这些目标,内部更激进的、更疯狂的军政集团随时会取而代之。但大萧条偏偏沉重打击了二流工业国的经济,在法西斯内部制造了革命和动荡的潜流。所以,日德意等发达法西斯国家并不满足于慢慢地经营已经到手的地盘,不断谋求更快的扩张和更“实惠”的战利品。

如前所述,第一次大战后,英法保住了殖民帝国,美国则间接通过英法分享利益。所以,大多数富庶的殖民地,大多数垄断商贸资源还是控制在几个老牌帝国手里。就算日本攻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只能看着英法继续保持中国土地上的租界,占有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和各地最好的商业地产。从另一面说,苏联的工业化速度发展很快,打起来相当“扎手”,再加上苏联国土广阔,很难被速决战撼动,入侵苏联一时间成了性价比很差的选择。所以,尽管日、德、意拉上一批法西斯小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明确了消灭苏联的目标,1940年前后的轴心国反而纷纷与苏联暂时和解,积极策划袭击欧美列强。1939年,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接下来的历史众所周知。德国撕毁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占领波兰,英法虽然不得不因此对德国宣战,但依然希望德国继续向东进攻苏联,所以在西线和少量德国守军和平相处。结果被德国人回头打了突然袭击,法国全境沦陷。不过,必须指出,法国失败的如此之快,和此前轻敌固然有很大关系,但也有法国国内法西斯势力合作的原因。法国军队在法国战役第一阶段被德国歼灭20多个师,军官团本来正在犹豫着是否要凭借整下的50个师组织抵抗,此时听说了法国共产党在首都发动起义的假消息,立刻决定向德国全面投降——宁可成为德国的附庸,也绝不能允许共产党夺权,所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是也。右翼将领、上一次大战时的民族英雄贝当因此成了投降德国的主谋。

贝当告诉布利特(美国驻法大使),他认为英国人准备坐观法国为了支持他们而打到底,然后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协媾和;当时,贝当还表示,英国没有公平地分担战争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魏刚的头脑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着国内的治安有危险。在贝当受审时,魏刚硬说,他之要求停战是有严格的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的。自然,要求在法国停止战斗的军事理由肯定是难以驳斥的。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不断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已被取缔的共产党在当时究竟拥有多少实力难以估计,但是至少在国内存在这样一支潜力难测的第五纵队,使得许多在作战的将领不时要回过头来防备内在的敌人。如果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队,那么人们不必有多少历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将会重演。需要保有一支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是魏刚经常提出的论据。他再三催促缔结一项停战协定。博杜安写道,魏刚早在5月26日就极力主张政府留在巴黎,效法古罗马元老院议员接待高卢侵略者坐在贵宾席上的先例,以防止在首都爆发革命运动的危险。6月13日,魏刚向内阁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党于巴黎起事后已在爱丽舍宫就职。芒代尔同巴黎警察局长通了电话,才证明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尽管如此,这位总司令,凭着他在军界的祟高威望,他那善于作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清楚地阐述出来的本领,他的专横武断的作风,他的辛辣无情,冷嘲热讽的口才和他蔑视一切政客的态度,仍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来坚持他的观点。

另外,在停战的要求背后,还有一个理由也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法国军队和逃难的平民被挺进的德军追逐得在法国东奔西窜的悲惨景象。不仅人们的生命,而且法兰西文明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博杜安的思想感情,无疑是表达了人们普遍的看法,他写道,法国不是波兰: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价值构成了这座巧妙地平衡着的大厦,它一旦遭到全面入侵,就将被彻底毁灭。如果魏刚与贝当能使他们的观点在内阁中得到足够的支持,显然法国将放弃这场斗争,而政府也不会撤退到北非去继续这场战事。

……

贝当的措词——“必须停止战斗”——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一个停火的号令;它完全瓦解了军队的斗志,使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大批包围和俘虏了更多的法军。向纳粹领袖们去要求体面的和平,这看来可能缺乏一种现实感。然而,这番话出自贝当的口中,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诚恳的。这是造成此后两年幻想的一个适时的序曲。博杜安力图弥补贝当的演说所造成的损害,后来又广播了一个说明,指出战事尚未结束,只有体面的条件才能接受;可是德国人却不急于提出任何条件,无论是体面的也罢,不体面的也罢,而是继续向前推进。6月18日,他们占领了贝尔福、科耳马尔、迪戎和勒克勒佐,法国政府通过广播宣布,所有人口在两万以上的城镇都不设防。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3卷》

1941年夏天,消灭了法国的希特勒志得意满,认为自己终于有实力去落实反共的意识形态了,于是集结从整个欧洲搜集的军备袭击苏联,迫使本来极端反苏的英国开始考虑和苏联结盟。反法西斯联盟初现雏形。

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从1941年开始无法忍受日本独占中国的行为,并担心日本袭击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要求日本和蒋介石谈和,只保留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日本拒绝了(《日美谅解案》,美国随即断绝了对日本的资源销售。日本因此痛下决心,准备夺取英美的太平洋殖民地。1941年底,日本袭击了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同时派兵攻击美国殖民地菲律宾,占领英法荷兰在东南亚的其他殖民地,和西方列强彻底翻脸。这时蒋介石才敢于向日本宣战。德国在珍珠港事件后认为轴心国已经必胜,于是也向美国宣战。二战到此全面爆发,并形成了此前谁也没料到的联盟——反法西斯联盟。而就在短短几年前,整个西方还满心期望着各个法西斯国家一起袭击苏联呢。(中国共产党一方在1932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对日宣战)

7.谁能对付法西斯?

反法西斯联盟已经形成,苏联加上被侵略的中国,和英国美国联手对付日德意联盟。现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被暂时抛开,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法西斯?

现代战争当然主要比拼的是工业实力。美国在太平洋上和日本展开海空战,英国的装甲部队在北非和德意争夺殖民地,苏德双方则投入上千万现代化陆军在东欧殊死搏斗。这种级别的战斗,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是没资格参与的。国民党集团退入山区,依靠美苏援助,和轴心国主要成员中陆军最弱的日本形成了长期对峙,算是在中国南方也维持了一条“正面战场”,但实际上对抗的日军还不如远东的数十万苏军牵制的关东军多。

但是反法西斯还有另外一条敌后战线。由于德意日三国本土资源都不多,所以非常依赖于占领区的资源和人力。同时由于西方的纵容和轴心国的“闪击战”,法西斯国家在开战初期就占有广阔的别国领土,所以敌后游击战对战局的影响不容忽视。

纵观整场反法西斯战争,可以发现,几乎在所有主要国家,敌后战场的主力都是共产党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争和苏联被占区的游击战不必说了,法国虽然紧靠英国,游击战被英美主导,但50万抵抗组织中还是有20余万是共产党游击队。东欧敌后武装,中国人最熟悉的是“瓦尔特同志”代表的南斯拉夫游击队,1942年铁托就拥有15万兵力,能对抗轴心国几十个师的清剿。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游击队独自解放了本国领土,并俘虏了10多万德军,几乎把敌后战争打成了正面战场。意大利的共产党游击队拥有20万兵力,最早在轴心国内部展开战斗,战争末期控制了半个意大利,迫降了两个德军师,抓住了企图逃亡的墨索里尼。在东南亚战区,最强大的的抵抗武装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规模约为一万人,在海陆交错,日军握有绝对海权的情况下,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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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南斯拉夫人民反围剿地图

与这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相比,其他地下武装几乎都没法在沦陷区长期扎根,高度依赖于盟军偷运的物资和人员,人员规模和战果也几乎可以忽略。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因为游击战非常依赖于对民众的动员。游击队不掌握交通线和城市,只能在分散的居民点中收集战争资源,在穷困的山村驻扎部队。如果底层民众不相信自己和抵抗组织拥有同样的利益,就不可能冒着危险支持游击队作战,所以,资本主义流亡政权很难说服民众为恢复战前的秩序而付出生命代价。相反,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经济萧条,许多情况下,战前的本国政府还不如轴心国占领军受欢迎,中国国民党军队就经常因为败坏的纪律而受到当地中国农民的反抗。重庆方面向敌后战场投放的几十万军队不是迅速被日军消灭,就是干脆投日当了伪军。

在欧洲,逃到英国的捷克流亡政府也很担心德国总督海德里希对捷克人“太好了”,因为这意味着流亡政府无法发动抵抗运动,也就没有资格要求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承认自己的地位。所以,捷克政府派出敢死队刺杀海德里希,并期盼着德军进行残酷报复,以激发流亡政府期待的抵抗情绪。抱着这种“比烂”心态去发动敌后作战,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最多只能依赖于空投支持,进行代价巨大的特种作战。

共产党发动的游击战,目标并不是简单地恢复战前秩序。相反,共产党尝试创建一个新社会,消灭惊人的贫富差距。作战时,大多数共产党游击队会优先向富人征集战争物资。在可能进行经济改革的地方,比如中国北方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政权还会实行减租减息等阶级斗争气味浓厚的政策,换取底层的支持。即便战时还不能在游击区发动土地改革,但共产党游击队至少会在军队内部尽量减少官兵差别,对外宣传平等主义的未来,用美好的未来而不是黯淡的过去激发反抗精神,这显然比旧统治者归来的前景更值得向往。被日本赶走的英国殖民者一方面明知战后马来西亚共产党将是自己的对手,另一方面还捏着鼻子向他们提供支持,原因就是只有共产党游击队能在日占区作战。。

此外,共产党干部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主张各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发动民众去改变未来的革命意识,都和战前政府的风格完全不同。这也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重要优势。如果不是共产党组织的游击战,很难想象以塞尔维亚族为主的南斯拉夫族游击队会服从一个克罗地亚军官(铁托)的指挥。总而言之,只有把创建平等新社会的理想和反法西斯结合,把发动人民和组建武装结合,才可能立足本地发动有效的游击战。

8.反法西斯不止是打轴心国

蒋介石政权显然不具备这些特征。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政权洗掉了自己的革命精神,不再谋求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相反,它和军阀结盟,把旧官僚纳入自己的体制,用黄埔军官作为政权支柱。在30年代的混乱局势中,国民党政权对法西斯体制也大加赞许,并积极仿效。1933年蒋介石在演讲中公开宣称: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决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 “外国有法西斯蒂,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有其名,无其实,人家说一定不会像外国的一样成功的。”

这并不是蒋介石的一时兴起。实际上,蒋介石相当羡慕日本法西斯一面反共一面对外侵略,同时还和英美保持密切关系的国际地位;对内,蒋介石则坚决否认阶级矛盾,对主张阶级斗争的共产党赶尽杀绝。再加上他从东南地区受教育阶层中培养独裁政权执政基础的尝试,完全可以说蒋介石政权也是法西斯的一个变种。1943年周恩来公开指出: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

……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

……

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法西斯主义在一个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很少的国家是不可能扎根的。所以蒋介石充其量建立一个“山寨版”的法西斯主义,在和日本对抗时屡战屡败,浪费了美国和苏联提供的无数援助。而且每逢外援停滞,蒋介石就会第一时间尝试和轴心国和解。比如1937年,淞沪军事冒险主义失败后,蒋介石就曾请求德国对中日战事调停,讨价还价时表示:

“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共产党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目前九国的公约国正在比利时开会,可望觅取和平途径,暂时难于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

到了40年代,蒋日交涉一直不断,只是国际战局变幻太快,双方始终不能稳定地提出条件。以及汪精卫伪政府吃醋作梗,这才阻止了蒋日合流。甚至直到1944年,在豫湘桂会战惨败后,蒋介石还派特使到日本,谋求和日本单独媾和,以至于战后被盟国质问。

蒋介石政权如此倾向于法西斯和轴心国,这意味着反法西斯的战场不止于国际层面。日本人可以加入八路军、加入日本反战同盟与本国的法西斯斗争,意大利游击队员能够吊死本国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中国斗争也同样可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过去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在二战期间“押宝”三方,中共依托苏联、蒋介石依靠英美、汪精卫依靠轴心国,无论哪一方赢了中国都是战胜国。这个冷笑话虽然对历史简化过度,但的确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国内同时存在基于不同阶级力量的多种制度,不能简单地用国籍或者国界来划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阵营。八路军、新四军打日本人是反法西斯,打汪伪军是反法西斯,在某些情况下,打击蒋介石集团中的法西斯成分,也是反法西斯战争,也值得我们今天理直气壮的纪念。

9.纪念新时代的开始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的日子里,世界各地爆发了一系列相关联但彼此区别巨大的战争,很难简单地用两个阵营来划分正义邪恶。比如苏联强行要求芬兰交换土地、印度殖民地部队对德日作战,都包含反法西斯成分,但肯定谈不上反侵略战争。又比如波兰法西斯军政府抵御德国纳粹,印度民族主义者因为日军逼近而起义声援,都能算是反侵略但不反法西斯。当然也有既反侵略又反法西斯的战争,比如苏联红军攻占柏林,法国军队抵抗德国闪电战。至于日军投降前向印尼的苏加诺集团赠送武装,支持他们抵抗荷兰殖民者,阿拉伯志愿者加入隆美尔的军队打英国老爷,美国放任日伪人员管理南韩等占领区……这些复杂行为在不同的立场下会得到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

但这些战争都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简单的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不区分各场战争的性质,这充其量只能是一场无立场的狂欢,激发戏说历史的狂潮。我国在世界大战中是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还有数百万活着的中国人经历过抗日战争,我们必须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对待70年前的历史,认真地分析战争的前因后果,然后提取出最能宣扬正义、维护和平的部分进行纪念。所以我很高兴当局正确地沿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称呼,并没有因为最近十几年的舆论环境变化增删一字。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删掉“中国”二字,拉上别国一起纪念日本投降,当然大多数东亚国家会赞同“抗日战争”的说法,但 “印度国民军”司令钱德拉·鲍斯和一部分印尼人恐怕并不会加入这场国际纪念活动。钱德拉·鲍斯曾代表印度军队在《大东亚共同宣言》上签字,与日本结盟,但这并不妨碍印度人至今把他的画像挂在国会议事厅前,与甘地同列。

如果删掉“人民”,这意味着抽掉了抗战中动员民众,全民抗战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扎根于群众打游击战,不是像国民党那样依赖外援、给列强打工。

“抗日战争”自然是不能删掉的。但如果删掉接下来的“世界”,那我们就自外于全球的反法西斯联盟,只反日本法西斯不反德国纳粹,这也不是正义之师的选择。即便我们从未和德国军队交战也一样。

“反法西斯战争”更是题眼所在。我们不仅反对国际上的法西斯势力,还要把对内的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到底。从日本到汪伪,再到蒋介石和南韩军政府,所有的法西斯势力我们都要反对,无论英美态度如何。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是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结束,也是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组织,建立新社会的新起点。这样解释,才能说明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一体性,才能理解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连续历程。本次纪念活动,天安门前合唱的第一首歌——《抗大校歌》有这样的歌词:“……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这才是我们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初衷。

所谓名正言顺,纲举目张。本次阅兵之前,要求重组国民党军队荣誉单位受阅的说法曾喧嚷一时,但最终只邀请了国民党军老兵代表,而没有组建“国军”单位。因为按照“反法西斯”的标准来说,国民党军老兵有反法西斯战士,而“国军”整体是准法西斯政权的工具。我们决不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邀请法西斯组织参与。下次再到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日,我们还应该这样纪念。不管欧美、俄国、台湾地区怎么拟定他们的纪念活动,中国人民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正确标准。

最后,我引用一段由毛泽东定稿的邓小平联大发言,用这段代表新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的话语来结束这篇文章。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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