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乌托邦的尽头

作者: 鲍德里亚   据狩猎     日期:2015-09-28 22:15:36

革命和乌托邦的尽头

陈 晓云,“不管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不是社会主义/不管谁是资产阶级/我们都不是无产阶级”。CHEN Xiaoyun, NO MATTER WHAT CAPITALISM MEANS WE ARE NOT SOCIALISM NO MATTER WHO IS THE CAPITALIST CLASS WE ARE NOT THE PROLETARIAT. http://www.shanghartgallery.com/galleryarchive/artist.htm?artistId=61.

顺着昨天以“新阶级”的视角来看待“新媒体”的论述,我们选译了下面这篇鲍德里亚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章。

鲍德里亚在开篇对大型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进行了反思,认为“社会主义竭尽全力地投入纪念活动中,而不是趁早地投向未来”;而在巴士底狱建造歌剧院则是一种“犬儒的复兴”,因为“真正的人民并不能享受它,只有有文化的人民才会前往这些场所”。

他进而论述了一种诡辩的否定性:资产阶级“以形成一种无阶级的社会来进行这样的自我否定(连同资本一起)”,从而脱离生产和政治的矛盾关系以获得自主权,并“成功地将世界都累计到它自身的图像之中”,最终逃脱了自己要被终结的宿命。

鲍德里亚的论述非常宏观,谈及法国大革命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政治、艺术、历史和两性领域中失败的自我否定;以及传播和信息的巨大成功……等。

反观我们身处的现实,短短一个月间发生的天津事件和反法西斯70周年庆典等等,尽管鲍德里亚的成文距今相隔近25年,但其中闪烁着的思考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革命和乌托邦的尽头

文/ Jean Baudrillard (英译/ Michel Valentin)

译/ 虔凡

今天,有这样两种事件:一种是选举和纪念类活动;另一种是较为极端或异常的现象,例如病毒或是世界范围内自行传播的连锁反应(艾滋病、恐怖主义、华尔街危机、企业收购、计算机病毒)。第一种事件可以称之为政治性的,而后者则是跨政治性的(transpolitical)。

那些宏大意识形态的、历 史性的或是政治性的事件正在日渐衰落。它们正逐渐被遗弃在记忆深处,并且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浮现——即,纪念仪式。它是保持我们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种毫无粉 饰的纪念冲动。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纪念式病毒。有人甚至会庆祝那些并没有发生之事件的周年纪念,像是1987年的华尔街危机。在法国,我们这些人都被娇惯 坏了,社会主义竭尽全力地投入纪念活动中,而不是趁早地投向未来。结果,所有的纪念碑,所有这个政权中伟大的项目都成为了像是陵墓、几乎葬礼那样的纪念 物:比方说,卢浮宫的金字塔、新凯旋门、还有此起彼伏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当然,我们不该忘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卓越非凡的政治事件,其二百周年的纪念仪式会成 为本世纪末一场最漂亮的庆典“模拟(simulation)”。

纪念仪式就像是罗兰·巴 特所谈及的摄影,它是为了庆祝和标明那些不在场的事物。因此,以政治性的想象来看,二百周年的纪念标明了法国大革命的彻底结束。遗忘的行为有两种形式:其 一,是记忆缓慢或剧烈的丧失;其二,是一种蔚为壮观的推广,也就是说将历史移进了广告的时空。那么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大众媒体则成为了欺骗性的世俗策略的 所在,它们从以未来为基点转向了过去。在各种广告图像、基于原始场景的所在地而合成的记忆、或是建国神话——尤其是使得我们偏离了真实的大革命历史事件的 那些神话——的帮助之下,我们身处为自己进行虚构的过程当中。在今天的法国,大革命早已不再被提上议事日程。

正如路易·梅尔马兹(Louis Mermaz,译注:生于1931年,法国政治家,曾在莫鲁瓦内阁中任运输和设备部长)所说:

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所建立 起来的良好传统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它已经成为了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但是法国大革命已经不再出现在法国的议事日程上了,因为这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 生,并且成为了此后两个世纪间世界上许多其他革命的范本……在如今的法国,我们所有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要确保不再有革命发生 。我要响亮而清楚地宣布:我们不再是革命者,因为现在的情形不再是革命性的了。

事情就是这样:大革命, 作为一种纪念,也作为对于文化遗传的庆典,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事件已经发生,并且结束了,终止了。而今天,因为我们在历史终结的这一端支撑着自己,因为我 们整个政治体系是建立在这一历史终端之上的,因而我们都非常热衷于纪念活动。我们不仅无法再成功地创造出一段新的历史、一段原创的历史(事实上,今天的政 治行动基本上是以拯救或恢复法国为目标的,就好像她是“危难中的杰作chef-d'oeuvre-en-peril”)但我们甚至无法成功地保障它象征性 的再生。

我们放弃了1989年世 博会在巴黎的举行,不然那至少会是一桩现代的而又有生气的事件。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正在巴士底广场建造一座歌剧院。这是多么犬儒的一种复兴啊!当然了,人 民无需再次经历风暴,因为自大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皇家贵族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人民的音乐。真是一种嘲笑!真正的人民并不能享受它,因为只有有文化的人民 才会前往这些场所:在一段公开的规则条例说明里这么写着,只有少数的特权之人,通过艺术或是娱乐,才神圣化了这些其他人为之战斗甚至牺牲的地方。尽管巴士 底歌剧院是满足“左翼”私人趣味的一项工程,但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好的大革命墓碑了。最糟糕的是,它的建筑简直面目可憎。人民没有这样的幸运!难道会有人 胆大到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989年7月14日那天去席卷大剧院,然后将其推倒吗?甚至更极端一点,会不会有人取我们现代文化中执政者们鲜血淋漓的首级而置 于长矛之上?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甚至 连89年的文化遗产也都是危险的(更别提92年或是93年)。在瓦伊达(Andrzej Wajda)的电影《丹东(Danton)》公开发行之前的私人放映上,有不少社会主义者冒出一身冷汗。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的政客们就站在那儿询问自己是 否要在1989年举办一次世博会!那么1789年的那些人民有没有问过自己是否要展开这样一场革命(有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式和整个王国的状况)呢?他们甚至 不知道自己正在制造革命。他们只是这么做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治举动,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

人们不自禁地就会作出这 样一个乌托邦式的、绝对难以置信(但又颇具魅惑)的恳请:假设,在纪念活动开始之前的时间里,另一场——真正的——革命进行了干预,那会怎样?当然这种可 能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因为它会危及到纪念仪式。因此,如果你愿意,那就没有革命!这正是纪念和致敬将选举和公众意见的民意调查相结合起来的地方:他们将 每一件事都发挥出作用以至于现实被挤到一边,因此它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了——永远不再。

我们已经不再创造历史 了,我们已经与自己的历史达成了和解——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的。我们还想与整个世界分享这一伟大的和解,所用的方式就如同当年我们传播大革命的理想(及其军 队)一样。时代已经变了。今天我们对于大革命有一种“愿景”,一种有关“人权”纯粹虔敬的,但却甚至并非是怀旧的愿景。它是一种沿着后现代的路线循环的愿 景,是一种智识上的舒适。这种愿景与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历史学家当中的“法国大革命之王”,以及对于纪念仪式最主要的阐释者——将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从大革命的字典中排除出去的愿景一致,其托辞是圣-茹斯特仅仅是一种多余的、高级的修辞。而且同样是他,还作出过如下补充:“顺便 一提,大革命的那些人都不是真正的、伟大的政治人物;只有大革命这个事件才是伟大的。”这就是我们研究纪念仪式的人,他完美地例证了只想保存大革命的积极 效果而仔细地去除了荣耀背后所有痕迹的那些人。

人们忘记了这样一场荣耀的事件也同样是为了荣耀本身。各种各样的荣耀。包括那些恐怖(the Terror)的荣耀——而任何可以遗忘圣-茹斯特的人,都丢失了能够感受到荣耀的最后那点闪光之处。今天,荣耀所带有的“节日性事件”的光环已经彻底将我们混淆了。

不过离我们更近的是,就 在今年,我们带着某种愉悦见证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并无纪念活动。这个空白(对我们而言愉快地)证明了,仍然有一些事件逃脱了沦为纪念活动的宿命。 对于法国大革命我们只能希望有这样相同的命运。让历史学家们自己忙活去吧,他们在忙着埋葬历史。让政客们也自己忙活去吧,他们正忙着埋葬政治。让我们自己 保有对事件和其荣光的怀恋。

人们所纪念的只是那些相 关记忆已经被洗白了的事件,那些事件的历史影响已经无效了。所被纪念的并不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而如果这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这就意 味着,从某种方式来说,它完美地达到了成功。它被彻底地实现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件可被接受的事实,但是它的核心观念也已经一起丢失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 整个黑格尔式观点的根本性失败,即观念如何得以实现的观点。那么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意味着现代性遭遇了矛盾的失效。有关进步的想法也是如此;进步在持续 地进行着,但有关进步的理念却已经消失了。生产,总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下去,但是将生产视作社会财富来源的理念已经消失了。有着同样平庸命运的还有所 有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后现代的伟大理念,当它们得以实现之时,其成就的壮观和不可抗性也就与所有的卓越、所有的消极、所有的矛盾、和所有的理想之消失达成了 正比。

我想要谈及的正是这样的发扬推广,这样一种对所有的现代性之伟大构想的虚无主义式的泛滥(一旦它们被掏空了其理念的部分,就仅剩下简单的可操作性,即一种简化了的运算法则式的存在)。我也想要谈及的是,乌托邦(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革命)是如何非常矛盾地终结了。

这样一种否定本身/ 这样一种不能成功地否定自己的否定/ 这样一种未能成功否定自己的无产阶级

这是自马克思以来一个半 世纪的历史所能给我们的最清楚的证据。无产阶级没能成功地否定自己的阶级性,从而以此消除阶级社会。或许这是因为无产者并不是一个阶级,这与所说的恰恰相 反——这也能从而解释,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的困难所在。从这样的情况来看,人们可以说只有资产阶级才真的是一个阶级,因此也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进行这样的 自我否定(一个粗糙但仍然有趣的假设)。而这一点资产阶级也确实达成了。资产阶级以形成一种无阶级的社会来进行这样的自我否定(连同资本一起)。但是这却 与无阶级的社会毫无关系,因为这样的社会本该由一场使得无产阶级能够得以否定的革命而来。

至于无产阶级,它非常简 单地消失了。它消失的运动与阶级斗争的消失运动一样,还与生产力这个概念的消失一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得以发展和延续,那么它应当已 经被无产阶级打败了。马克思的分析无可指摘,那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但是他却没有预见到资本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当它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之时,它会进行自我 否定,从而达到一种跨政治性的状态,将自己置于生产和政治之矛盾关系范围之外的轨道上,它用一种漂浮的、狂喜的、侥幸的形式获得自主权,并且在这一过程 中,成功地将世界都累计到它自身的图像之中。资本(如果它还能被这么叫的话)成功地挽救了政治经济,以及价值法则。因此,它成功地进行了自我否定并且逃脱 了自己要被终结的宿命。从现在起,资本作用于它自己的终结之外,并且以一种非参照性的方式成为超限(transfinite)。这种变异最早体现在 1929年的危机事件中。87年的崩溃则只是同一过程的化身。

按照革命的理论来看,还 有一种现存的乌托邦的想法:不仅仅国家会消失,政治也会进行自我否定,从而成为透明社会的一种典范。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政治确实消失了,但它 并没有进行自我否定。它并没有为了给整个社会让路而消失。它席卷着这个社会,与它一起迈上消失的道路。我们现在正身处跨政治性之中,也就是政治性上的零 度,及其再生产和无限“模拟”上的复制阶段。没有革命以裹挟着政治超越其自身的方式来终结政治。然而,一切不通过否定自己的方式超越自身的事物都有权利达 到无尽的复兴。政治永远不会停止消失。它将不再开创新的时代,也将不再允许其他事物的出现以取代它的地位。我们已经来到了政治迟滞的时代。

同理,艺术也没能成功地 进行自我否定以将自身实现为世界,并成为生活的理想形态(席勒)——自现代以来(而在此之前,艺术并不需要否定自我,否定一种乌托邦式的整体:宗教的整体 已经存在着了),这一直是艺术的乌托邦。艺术并没有在崇高、在对这世界卓越的理想中革除自己。它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总体性的美化中革除了自己。艺术在对平庸 的反式审美中,为了纯粹的图像流通——媒体、广告、展览和演出、音像、视频……等等——而消失。以这样的情节转折来看,艺术稍稍领先于资本。人们可以认为 29年的危机是政治秩序中的重要事件——那时,资本的策略性危机渐渐变成了劳动阶层的反式政治时代。而在艺术秩序中,重要的事件无疑是达达和杜尚,他们让 艺术得以弥补艺术自身审美的游戏规则: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开启了对图像之平庸进行反式审美的时代。

历史也同样如此:历史没能成功地否定自我(这是历史真正的尽头),而是在并不确定之事件的连锁反应中进行增殖。时间以一种恒久的“当代性”进行弥散传播。

此外,两性的乌托邦也没 有实现。正如政治和美学的乌托邦那样,性也应当否定自我,尤其是否定性别差异。性解放仍然在梦想着一种欲望的整体,及其能同时在我们每个人——男性和女性 ——身上得以实现。这是性的理想,一种欲望能够达到“超越”性别差异的假定。然而,性也没能成功地否定自己。它仅有的成功是,通过性解放,在性的表征之中 立的循环流通中达到了自治。

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的过程中,并逐渐步入一种性别转换的情境,而这与通过性来对生活进行革命毫无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混淆,以及一种实际上导向性冷淡的滥交。同理,政治无法否定自己的这种可能性也将其导向了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而艺术的无法自我否定则导向了美学的无差异性。

上述这些都将我们带到了 最后一个命题:传播和信息的巨大成功,是不是社会、以及社会关系无法否定自己,甚至无法否定其作为一种疏离异化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透明度所带来的结果? 在没有更好的事物出现之前,社会关系在传播中翻倍地强化自己,在网络的多重性中复制自己,并且落入对那些网络的漠然之中。因此,传播比社会更具社会性,它 是超-关联的(hyperrelational)。它是一种过载,事关社会之技术所运作起来的社会性及其在媒体中的运作。它是通过关系的技术(并非社会, 而是其自身的定义),提升到了瞬时性和普遍性的有关关系的概念。社会是一个间歇性的、异常的事件,但这个事件却非传播之所是,因为通过过量的关联效应,传 播所导致的是对社会关系的漠然。在知识的领域中,还有一种和在信息中实施时类似的情况。知识无法否定自己(即,知识脱离了它的对象也脱离了那些知晓这些知 识的人)所导致的是知识作为信息的即时性,以及消息的迅速交换成为了交互对接(或者说是,行动成为了互动)。那些既不能与生活完美协调,又不能深入地改造 生活的知识,在表面上向所有方向进行中立的弥散,并且这一知识交换的过程所发生的时间被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些是信息,而知识早就不再进行交换了,它们早就 同时存在于进行交换的双方。它们只对事情进行评论。

对于传播,也或多或少有 相似的情况。交换不再保有暂时性——这段转瞬即逝的时间,这对于交换的发生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时间。(这对于象征性的交换也同样适用——在这类交换中来回 往复的时间是根本性的。)现在,这段转瞬即逝的时间被切分和短路了,时间消失了(也被称之为崩塌)。在传播的交互对接中,对话的双方彼此穿插,就像是男女 之间的性交,两者迅速地互为彼此,不抱有任何姗姗来迟或(延缓)回归的希望。人们会说,“它”进行着传播交流,就好像在谈论着一种特别的客观情况、一种独 特的回路系统、一种未经分化的运行,就好像没有时间让主体的分离发生——此外,它也不再是其发生之所在了。要让“它”传播得顺畅,那传播必须尽可能地快 速,也就是瞬时性。

确切来说,没有时间会留 给沉默,因而沉默被排除在传播交流之外。沉默也同样从电视机屏幕中被排除了出去。文本可以拒绝发声;而一幅媒体上的图像,却不能拒绝发声。媒介的对话就像 是图像,它们从来不会缄默不语。这就像是联络和反馈的临近必须成为一个整体,犹如有机硅芯片的集成电路。图像和信息必须毫无断裂地彼此跟随。但是沉默则是 这个电路里的中略部分,它使得反馈成为不可能。或许,编排稳妥的程序中所出现的这一点小麻烦展示出了另一些可能:一个答案,或是一个问题、一片空白。电视 上的这种失言(lapsus linguae)或者沉默,因而变得非常重要,它可能毫无意义但却破坏了传播的过程,这种悬停充满了悬念、负向的强度和不可否认的舒缓。这是一例反证,整 个不停歇之图像的流动、这种密集强烈的传播,是一种强制的情景,一种将我们从真空中释放而出的不停歇源流的虚构:这是电视成像背后的真空管,也是我们自己 大脑中屏幕的成像,我们对两者的观看怀有同样的迷恋。一个工人在工会大罢工的当天端坐着看电视屏幕的这样一幅画面,有一天会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学上最美 的图像之一。

有些离题了,让我们回到 这篇分析的主题上,即有关自我否定。信息和传播是并不进行自我否定的框架结构和集体性的装备。媒体、民意调查、广告也并不进行自我否定。总的来说,我们身 处一个不再对自我进行否定的社会之中。人们仍然试图从批判性的观点来分析这个社会,但难度也越来越大。但这个社会因为其内部结构而并没有产生批判性的观 点。它只产生了一种积极性,一种自适其理并且自我实现的内在操作性。它只用遵循自身的方式否定自己(像时尚那样)。这其中并无真正的否定性,而只是一种绝 对的积极性,无论它是多么的机动和偶发。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消费社会的情况,一个有着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明之倾向的社会。消费社会其原理的目标是从需求的 领域中消除所有的否定性,从生产中消除所有的内部否定性。

至于生产,人们可以很容 易地看到,在一段时间密集的历史的否定性之后,生产也倾向于成为自治的了,其方式是消除所有的否定性,以及持续地推进一种无限的自我复制的逻辑,这种逻辑 里缺乏将内容——既非有关生产方式的内容,无论这内容有多异常;也并不有关生产力——投入到对生产形式进行质疑的能力,因为现在的形式已经是跨生产性 (transproductive)的了。人们往往对“消费力”和“消费关系”能够对消费的逻辑提出质疑,持有徒劳的期待。但是今天,如果有人将任何“传 播力”或者“传播关系”置于可以建构一种新的历史否定性的地位上,那他会陷入困境。传播或者信息中唯一的否定性,建构在意外、故障、违规、噪音、衰落、寄 生物、干扰、恐怖主义、灾难和病毒之中。而这种否定性既非逻辑的,也并不具历史性,而是异构和偶发的。以其自身的逻辑来看,这种结构只能生产出积极性。这 就是为什么一种传播的乌托邦从来没有被生产过。而存在另一种社会这一乌托邦——人们可以在生产时代里对此抱有梦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已经存在于此 了,它是一种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

当然了,这种不间断的积 极性之生产也存在着可怕的后果:如若否定性酝酿出了危机和批判,绝对的积极性则会酝酿出灾难,因为它无力以顺势之量从危机和批判中进行自我提炼。对自身的 否定性和批判性要素进行追踪驱除的任何结构、任何系统、任何社会主体,都面临着逆转和内爆这类灾难的危险——同样的方式,对其细菌、杆菌和所有天敌进行追 踪驱除的任何生物体,最终都会面临着诸如癌症这样的危险,也就是说其细胞飞速的自我复制和贪婪的积极性。它所面临的危险是被自己的反体所吞噬,而别无他事 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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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凡,自由撰稿、翻译、艺术批评。现在纽约攻读艺术史硕士。

原文出处:

Jean Baudrillard,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Utopia,” in William Stearns and William Chaloupka, eds., Jean Baudrillard: The Disappearance of Art and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233-242.

(文章供学习交流,尊重原作者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