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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在镜中》:一本曾被左派书店拒绝出版的书

作者: 任智健   据本网综合整理    日期:2015-10-08 09:54:57

和《翻身》甫一出版就大红大紫,从此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土改和中国革命的必读书目不同,《犹在镜中》的出版四处碰壁。甚至连出版了《翻身》的每月评论出版社都以担心销量不佳为由,拒绝出版此书。直到韩丁去世后,其亲人在追悼会上发言提及此事,每月评论出版社才在2006年将其出版。

【书架】 《犹在镜中》:一本曾被左派书店拒绝出版的书

普通读者可能会对韩丁比较陌生。这位山西张庄农民口中的“老韩”,原名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是个土生土长的老美。17岁那年,这位高富帅被哈佛大学录取,却决意推迟一年入学——他打算拿这一年来探索世界:所以,他先是一路打工游遍美国,接着找了份水手的工作,跟着船从旧金山跑到了日本。在日本做了5个月的记者后,他又经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来到苏联,后辗转欧洲,再返美入学。不过,韩丁在哈佛读了两年,觉得志趣不合,所学无用,就转学到康奈尔大学农学系——他也因此成为农机专家,一生与农为伍。1942年,时年23岁的韩丁读到知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颇受震撼,这位传奇的高富帅也因此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1947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给中国捐赠了一批拖拉机,韩丁也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再次来到中国。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向往,他选择来到位于解放区的河北冀县千清洼教授农机技术。是年秋天,项目结束并撤出中国,但韩丁选择留下,转到山西太行山的游击队大学里教英语。在此期间,韩丁观察了山西张庄土改的全过程,并做了详尽的记录,成果就是后来的《翻身》一书。虽然韩丁在1953年离开了中国,但他随后无数次重游故地:从1958年来华继续教授拖拉机技术,到1971年受周总理之邀回来参观他工作生活过的村庄和合作社,再到1977年后每年来华一次——韩丁目睹了中国农村从解放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到1978年后分田到户的整个历史进程,期间更亲身经历了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所以,别看“老韩”是个金发碧眼的老美,他对土改、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农村的变迁绝对是有发言权的。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韩丁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犹在镜中:美国观点中的中国革命》(Through a glass darkly: US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这书乍一看真是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为什么书名要叫 “犹在镜中”?韩丁已经写过好几本关于土改、农业集体化和中国农村变迁的书(如《翻身》、《深翻》、《分山》等),为什么他在晚年仍要奋力写这么一本看似自我重复的书?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可以让“老韩”如此念兹在兹,甚至因每月评论出版社拒绝出版而遗恨九泉?

【书架】 《犹在镜中》:一本曾被左派书店拒绝出版的书

 

[Hinton, W. (2006). Through a glass darkly: US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犹在镜中:一个革命,两种观点

一开篇,韩丁就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成功,国际共产主义的版图也因此空前扩张——于美国的政商精英和平民百姓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美国当时的主流舆论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贪恋权力、意图征服世界的红色暴君,中国就是苏联这个邪恶轴心国孵化的一股新邪恶力量——它用高压恐怖、大屠杀和洗脑来统治和奴役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土改只是其中一个手段。不过,韩丁发现,许多美国老百姓倒没有盲从这套一边倒的说辞,也不满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误导,相反,他们对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中国人民自己怎么看待中国革命更感兴趣。他们也很愿意倾听韩丁在中国农村七年的工作经历。至于美国的政府领导人、媒体出版界喉舌、外交事务的博学家、商界大亨、学术泰斗却恰恰相反——在反共这件事情上,他们空前地团结,也空前地积极。

韩丁以两个亲身经历说明美国的精英人物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第一个主人公是韩丁的舅爷(祖母的弟弟)爱德华兹(Leroy Edwards)。老爷子时任南加州电气公司董事长,同时主管美国总统航空专线——换句话说,这位长辈是名副其实的业界大亨,而非一个半大不小的喽啰。得知孙儿刚刚从红色中国回来,老爷子饶有兴致地邀请韩丁到高大上的商界精英午餐会分享一下自己的见闻。韩丁谈到自己在新中国看到百废待兴之后的生气蓬勃,有繁荣的生产和贸易,每个人都在积极努力地重建经济。不出所料,席上那些有钱人对此极感兴趣,不惜拿出赚钱的宝贵时光认真听讲,还问了很多问题。遗憾的是,直到整个演讲结束,韩丁也没觉得自己改变了这些大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包括爱德华兹舅爷。但韩丁对此表示理解,因为老爷子的信息全是从那个富豪圈子、那些主流媒体、那些学界喉舌来的。

第二个主人公就是鼎鼎有名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韩丁称之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主任”,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泰斗。费正清本人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浸淫中国文化多年,在政学两界积累了大量人脉。当时韩丁受邀去费正清的课堂上讲土改。在提问环节,费门的学生和韩丁展开了车轮战:学生们认为土改是强迫的、暴力的、血腥的,韩丁则强调了当时群众的参与,还有贫农在土改中的翻身感,中国人民对推翻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喜悦;学生们认为中国的地主很少,拥有的财富也不多,因此没有必要土改,韩丁马上搬出解放前的数据来说明当时的农村分化和土地集中有多严重;学生们还认为土改毁灭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韩丁再次以数据说明新中国如何在两年之内就把粮食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准,如何在发动群众和借助苏联援助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学生坚持共产国家作为一种极权主义,是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是违反人民意志的(反正共产党执政就是原罪),韩丁用解放前后普通工人、无地农民和农村妇女“翻身”的例子说明事实恰恰相反——于大多数人而言,中国革命是一个大解放。每当讨论陷入僵局,费正清和他的弟子们就会马上转移话题,从文化到科技发展再到对外政策,不一而足。而弟子们对费正清指挥棒的回应也如早早排练好的交响乐团,对韩丁充满敌意。

这两个故事让韩丁彻底明白了美国的精英和主流舆论如何看待中国革命。撇开个人情感,韩丁认为舅爷和费门的看法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一言以蔽之,韩丁写这本书就是为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反驳这些给中国革命泼脏水的荒谬言论。这些言论代表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和食利阶级的立场。而韩丁要从亲历者,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立场来重新讲述这段历史,从事实到观点,一一予以回击。“犹在镜中”一语出自圣经,大意是面对黑暗中的玻璃,我们既能看到自己的脸,又能看到镜面背后的东西——韩丁要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反驳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翻案和扭曲中国革命的观点。靶子也选好了,就是1981年获列文森奖的学术著作《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一书。

靶子:列文森奖得主?错起来照样没谱

1981年,美国三位响当当的中国研究学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Pickowicz)和塞尔登(Mark Selden)写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拿了英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大奖——列文森奖。之所以把这本书选为“靶子”,因为它代表了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三位作者把土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单纯理解为国家权力的过度下渗和扩张,不仅扭曲了中国革命,甚至还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翻案。韩丁则根据自己在河北冀县千清洼的经历,对这本书进行了全面反驳。

首先是土改的必要性。三位作者认为,解放前的华北农村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土地集中,也不存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他们不承认租金、高利贷、雇佣劳动是剥削性的,也不认为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地主是剥削者——总而言之,就是不愿接受“剥削”这个概念。韩丁认为这是自欺欺人:1946年,只以河北衡水一地言,佃农就已经占了当地人口的80%,但占人口总数不到2%的富农和地主却拥有73%的土地——这已经是经过八路军土改的解放区,那没经过土改的地区更可想而知。同时,三位学者对“阶级”这个概念理解有误,他们没搞清楚“谁养活谁”这个根本问题。你是自食其力,还是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你?地主是拥有土地,但他靠地租生活,不在土地上直接从事劳动。毕竟,土地自己可不会平白无故地长出庄稼,是封建生产关系(而非政治立场)导致的剥削。韩丁从本人在衡水的亲身经历出发,认为当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制约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诚然,土改的过程中出现了极端的做法,但我们需要回到情境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全盘否定土改。土改不只是为了重新分配财产,而是为了自下而上地动员最大多数的底层群众,去和封建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还有一切阻碍他们社区发展的阻力斗争。只要分化、剥削、性别、文化压迫都还存在,我们就看不到取消土改的理由。

其次是对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理解。三位学者认为土改破坏了小农经济,从而毁灭了乡土士绅文化,同时创造了一个空前严格基层党国体制。农业集体化则是雪上加霜——集体农业强制、邪恶、低效,而且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怎么可能愿意参与集体化,肯定不是被强迫了,就是被洗脑了。韩丁现身说法,呈现了当时党发动群众参与集体化运动的复杂图景,虽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实验中,确实有各种各样具体问题,但总体来说,农民不是三位学者想象的那样没有脑子的傀儡,国家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红色暴君。相反,农业合作化运动硕果累累:耕作规模、农业生产力、资本积累、多元的机械化、专业化(比如因地制宜的村办工业)、改造自然和社会均有斩获——尤其在社会保障方面,比如妇女儿童健康、医疗服务和设施、教育等等,更是可圈可点。从短期来看,这一做法有利于全力发动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实现社区的全方位发展。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可以减少乃至消除工农、城乡、脑体差别的方案。而就社会和政治层面来说,合作也是一种组织形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也正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所在。而三位学者为乡土士绅文化站台,更是让韩丁嗤之以鼻:迷信、男性沙文主义、封建的等级尊卑秩序本来就是一种为剥削者服务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是靠农民的群众运动,怎么解决这压在农民(尤其是妇女)头上的大山?

最后,我们当然要看看三位学者支持神马。三位学者坚定地反对农业集体化,呼吁重建小农经济,培育私营企业,鼓励自由市场。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境况如何:进口廉价粮食挤垮本国粮食生产、工农产品剪刀差越来越大、农业生产效率停滞不前、农民收入降低、生产生活资料商品化、农民工进城打工、留守妇女儿童、人口拐卖、农村空心化、土地抛荒、农业设施缺乏修缮保护、乡村教育荒芜……读者可能会问,难道改革开放真的没有让农民富起来吗?当然还是有人富起来的——韩丁举了大邱庄的例子(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百度“大邱庄”)——但这样的所谓首富村,真相却是如此不堪。除了极少数精英富得流油,绝大多数老百姓倒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反正,韩丁不相信这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最后一击:只为传递燎原之火

和《翻身》甫一出版就大红大紫,从此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土改和中国革命的必读书目不同,《犹在镜中》的出版四处碰壁。甚至连出版了《翻身》的每月评论出版社都以担心销量不佳为由,拒绝出版此书。直到韩丁去世后,其亲人在追悼会上发言提及此事,每月评论出版社才在2006年将其出版。读者大可把韩丁的这本书理解为老人晚年充满不甘的呓语——书中大量的事实碎片,死死抓着一本书不放的执着,“老韩”确实很较真。但是,如果老人心中不是有一股气,他何苦在八十高龄还要动笔写这么一本撕X的书?也许,这最后一击,是他为了传递燎原之火的回光返照。

2004年5月,“老韩”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的葬礼上,亲人们播放了他生前最喜爱的一首革命老歌:

“山那边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

没人为你当牛羊

老百姓管村庄

讲民主,爱地方

大家快乐喜洋洋”

       就让我们记住这首歌,记住这本书,记住“老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