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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印度街

作者: 李麑 朱迪   据城市中国    日期:2015-10-10 09:40:57

城北印度街

城北路一家餐厅“全球化”的店招:用中国的价格,吃印度菜,享英伦风。

月的一个热天午后,出租车停在义乌城北路的一个路口,司机笃定地说:“到了,这就是印度街”。除了几个写着“印度餐厅”、“印度酒店”字样并用多种语言标识的店招,一眼望去很难分辨出这条街与这座城市其他任何一条街道有何不同。下午一点半左右,一张张异国面孔陆续从餐厅里退出,互相作别后钻进车里扬长而去。原本聚集在酒店门口懒洋洋打着扑克的黑车司机忽然有了精神,笑盈盈地走向几个身着长袍者,问:“Hello, taxi?”

不一样的间隔年

两个月前,21岁的阿尼尔(Anil)第一次来到中国。刚刚从德里大学毕业的他跟着表哥来到义乌,在城北路口的一家印度餐厅开始了他的间隔年(Gap Year)。“我家可以算是‘主厨世家’”,阿尼尔笑着介绍,他的父亲在日本一家印度餐厅做主厨,表哥是这家店的主厨。阿尼尔并没有什么“间隔年”的概念,来之前对中国也没作过多憧憬,只是“想来中国看看”。城北路上的印度餐厅是义乌印度人的一大据点,在这里端了两个月餐盘的阿尼尔,已经不能算是义乌的新鲜面孔了。

城北印度街

阿尼尔和他的同乡

由城北路辐射开来,在义乌常驻加上往来商旅的印度人有约1500人,这条不算长的街上聚集了数家印度餐厅、旅店和酒吧,甚至还有一间专卖印度食材和香料的杂货铺。印度商人的“主战场”就在马路对面,那是全世界小商品的采购中心:义乌国际商贸城。义乌人更熟悉它的原名:福田市场。实际上,以福田市场为中心,周围的几条主干道上聚集了数个外国移民聚集区,包括城北路的印度人聚集区,稠州北路的阿拉伯人聚集区和非洲人聚集区。

阿尼尔的一天从早上10点开始,擦干净盘子,收拾店面,笔直站好等待客人到来,一直到晚上打烊。他每天的行动轨迹往返于租屋和餐厅,两点一线,少有的一次外出是和表哥去逛了宾王夜市。宾王夜市距离城北路并不远,下午四点半以前,夜市尚未开始,所在地还是一条车辆可以通行的马路。到了四点半,马路两旁逐渐聚满了各式面包车和三轮,每一辆都满载货物和钢架结构。五点,似乎有无声的发令枪响,等待许久的摊主迅速入场,在早先划定好的范围内搭建起自己的摊位,把所有货物摆上架台。不到半小时,夜市基本成型。宾王夜市像是一个微缩版本的义乌,在这里可以买到便宜的衬衫、手机贴膜和各式奇特而廉价的小物件。一对英国夫妇好奇地观看一个摊主演示如何用削黄瓜器自制面膜,刚来义乌不久的一对印度兄弟和卖衬衫的摊主比划价格,双方用蹩脚的英文加手势讨价还价,沟通简单而有效。


城北印度街

初见雏形的宾王夜市

 

城北印度街

宾王夜市旁异国风情街的一间阿拉伯餐厅,阿拉伯地区是义乌外商的又一大来源地。

在这座城市,语言从来不是一个障碍。阿尼尔的同事,餐厅的另一位服务生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中文,餐厅的客人基本都是印度商人及其生意伙伴,印度语就可以应付得来。对于不熟悉印度的人而言,面对一张英语和印度语标注的菜单也只能“盲选”,“即便你懂英文也不大容易分得清哪一种咖喱,搭配哪一种饼,当然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推荐”,阿尼尔说。走出这间餐厅,在城北路和周围辐射的区域,靠印度语基本可以畅通无阻。义乌有大量外国人存在,他们来自英语国家、阿拉伯世界、印度、韩国等地,很难找到一种通用语言,但商人们总能找到一种方式沟通。在另一条“异国风情街”上,一间阿拉伯餐厅门口,维修LED射灯的中国师傅正和削着烤肉的大块头阿拉伯厨师用各自的语言争执得面红耳赤,直到一个会说中文的阿拉伯人出面调停,双方才消了火气。


城北印度街

异国风情街的一间阿拉伯烤肉店

阿尼尔的老板马诺吉(Manoj)在义乌待了五年,下个月要回印度举行婚礼,并留在印度两年,这两年,餐厅将由他的哥哥和父亲接管。马诺吉的父亲不会英文,但会向客人热络地推荐印度的特色甜点,一种名为Gulab Jamun的特制奶球。城北路的后街上,狭窄的车道几乎被各式车辆占满,和中国任何一条寻常的后街一样,餐厅的后门嵌在排烟管道和熏黑的墙壁中,不同的只是走出的是印度面孔。难以想象,一座印度庙宇的入口就藏身于这条熏黑的后街之中。仅凭外观完全不会把它和宗教庙宇联系起来,马诺吉脱下鞋赤脚走上狭窄的楼梯,红色的塑料地毯从楼梯延伸到整个房间,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块手写板,马诺吉介绍上面写着的是这间庙几个创始人的名字。身穿红袍的牧师在神像前拍着鼓吟唱。唱罢,牧师找来手机展示前一晚这里举行的一次祭典,三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聚集了三十人,他们围坐在食物旁庆祝一位神的生日。“不仅是我,大部分的印度人都会频繁出入这里”,人们穿越街道,来到这里共同庆祝新生儿的到来,举行祭祀,或是迎接新来者。


城北印度街

餐厅老板马诺吉和他的父亲

在义乌,像马诺吉这种从事服务业的印度人只是少数,中国人熟悉的“老乡带老乡”也并不多见,地缘的优势几乎看不到。印度商人丹尼(Danny)说,他在义乌还没见过一个真正的老乡。义乌约1500个印度人中,主力军是从事多年外贸生意的商人,他们的主战场是城北路对面巨大的福田市场。尽管常听客人提到福田市场,阿尼尔还没有机会去过,每天等到餐厅打烊,福田早已掩盖在夜幕下,空旷寂静得像个鬼城,它白天的热闹与喧嚣,是阿尼尔不曾见过的。


城北印度街

在义乌,无需提前约,印度人在城北路的印度餐厅里,总能遇到熟人。

迷失福田

“我被困在最糟糕的圣诞节噩梦中,而现在不过是8月,是一个又热又闷的夏日,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似乎永远出不去了,注定要在一座无边无际的圣诞老人屋里度过余生。”—蒂姆•莫恩(Tim Maughan)

蒂姆•莫恩是一名英国撰稿人,2014年8月,他与“未知领域部门”(Unknown Fields Divisions)走访了义乌。后者是一个由学生、写作者和电影工作者组成的团队,他们试图沿着各种消费品的全球供应链追溯其源头。蒂姆为BBC的“未来”(Future)专栏撰写了《义乌:一座生产并销售圣诞节的中国城市》(Yiwu: The Chinese city where Christmas is made and sold)。文章的开篇,他写道“忘记拉普兰德吧,圣诞节的真正故乡其实是义乌”。全球超过60%的圣诞饰品都是从这里出口的。根据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11月,义乌海关出口的圣诞用品总额达到了2.3亿人民币。

可以说,义乌是一座“生产节日”的城市,每年的春末夏初是圣诞用品的生产季,生产热潮一直持续到六月,到了九月,生产完毕的圣诞用品装满集装箱,漂洋过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到达目的地。刚结束了圣诞用品生产季的工厂和家庭作坊迅速进入下一轮的争分夺秒,复活节、东西方的情人节、万圣节……世界各地的节日在义乌和周边的工厂和作坊里具象化为圣诞老人、人造圣诞树和棉质的南瓜灯,工人并不清楚这些节日的意涵和差异,埋头生产。大部分节庆用品的起点就是城北路对街的福田市场。印度人库玛(Kumar)的中国合伙人刘丽蓉回忆,很难算得清楚究竟从义乌出口了多少种商品运往世界各地,节庆用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运到海外广受欢迎的商品还包括肤色各异、装扮花色繁多的玩具人偶和可供儿童驾驶的玩具汽车。


城北印度街

印度商人库玛

福田市场目前由五个区域组成,营业面积约为400万平方米,大部分的商铺都是统一规格,长宽均为2.5米的格子间,共有6.2万个这样的商铺,每天人流量约为4万人次,遇上各种交易展销会,人流量更是巨大。“对于第一次走进福田市场的人来说,迷路再正常不过了”,丹尼笑着表示理解,一眼看不到边际的走廊和密密麻麻的商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刚刚逃离了圣诞老人和驯鹿,耳边的节庆音乐稍作停歇,又进入了毛巾的世界、文具的世界、密集成堆的纽扣和一排排似乎永无尽头的水钻饰品。在一个集中售卖监控设备的区域,一整面墙上大大小小的荧幕上映着人们的脸。不时有人拖着平板车走过,询问商户和买家,是否需要水、豆浆、新鲜水果,或补给塑料袋。在各种三四线明星的海报中,外行人看到的是物的丰饶和复刻,每一个格子间都让人困惑,是不是刚刚走过。

丹尼在中国待了十多年,他和他的印商朋友们都对这样的状况习以为常,在福田市场兜兜转转早已成为一种习惯,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门“功课”:只有在市场里走才能发现新产品,这样才能跟得上节奏。同济大学哲学系的陆兴华教授解释福田市场存在的奇妙机理时谈到了“二八理论”:一个集装箱里八成都是常规订单,常规意味着和其他竞争者撞车的几率很高,可以说“灵光”存在于剩下的20%。解决常规订单以外,商人们会在市场里继续找寻新的货品,无论是出于塞满集装箱的目的或是找寻新商机,这都不是“我不在场(I'm not there)”的网络下单可以填补的,福田市场的魅力正在于此。

丹尼是个中国通,能在中文、英文和印度语之间熟练切换。“2002年我第一次来义乌的时候,福田还只有一个区”,他一直做外贸生意,直到今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公司。2002年他先去香港和广州,之后来义乌考察是否适合设立分公司,由于当时义乌的市场尚未成规模,丹尼转战绍兴柯桥,在那里待了六年,之后又在菲律宾和福建做了几年生意。2010年才回到义乌,用他的话说是“时机总算成熟了”。实际上,2010年开始,义乌陆续将四散在城市各个地区的小商品采购地拆除并重新安置,集中到了福田,原本的福田市场也由一个区扩展到了现在的五个区。

不同于宾王夜市,在福田市场,你并不能“买”走任何一样东西。6.2万个统一规格的商铺,其实只是不同公司或工厂的陈列室。义乌商贸城并不是普通的购物商场,而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样品陈列厅,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采购者,包括零售商和批发商涌入义乌,在福田市场看样品,与供应商洽谈细节,下订单生产,再装满集装箱漂洋过海运往全球,由义乌走出的小商品摆放在全世界店铺的货柜上。在福田市场下订单时,人们会根据格子间里的样品指点,或要求更改圣诞老人头发的用料、更改尺寸、服装面料和颜色,陆兴华教授形容,这是一种类似“在大排档点菜”的方式,在这种模式里,“设计简化到可以忽略不计”。


城北印度街

无论是生意往来或是餐馆酒店,微信已经成为义乌印度人最常使用的社交软件。

西天中土(West Heavens)长期专注于从学术和当代艺术架接中国和印度。今年他们发起了“义乌计划”(Yiwu Project),以来自印度不同地区的商业移民构成的移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印度作家阿曼•塞提(Aman Sethi)和纪录片导演伊拉姆•古夫兰(Iram Ghufran)的视角,用文字和影像资料呈现这座不一样的“世界之都”。在伊拉姆眼中,某种程度上,福田市场里的商户们似乎过着集体生活。每一层每一个小的区块都有食堂,五岁以下的小孩通常不会去幼儿园,而是跟着父母在市场里生活,鸡毛换糖的历史或许久远,但生意经和商贩文化就在耳濡目染间传承。另一个印度商人多尼(Donnie)好奇地问:“几乎每天我都能在这里看到这些小孩,他们难道不用去学校吗?”

“义乌计划”

由西天中土发起,是以在中国义乌,由来自印度不同地区的商业移民构成的移民社区为田野的研究与纪录片项目。义乌拥有2400年历史,以世界小商品之都闻名,为全球市场生产服装、配饰、拉链、印刷品、玩具和手工艺品。2012年,超过1500名印度商贩在义乌工作和生活,超过3万的印度商贸人士往来义乌。该计划以纪录片为原点的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一位印度电影人的镜头,观察与理解独特的“世界之都”,关注人如何在批量生产中需找自身的意义。该计划由陆兴华教授发起并策划,印度Raqs媒体小组为特别顾问。

陆兴华教授是义乌计划的学术指导,2012年他和当时上海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阿尔贝托•巴拉亚(Alberto Baraya)来到义乌做调研。阿尔贝托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一直在进行“仿真植物标本”项目,他收集、识别并分类他所接触到的几乎一切仿真植物,将这些由塑料或是布制成的假花进行分解,制成“标本”,不断拓展一套由仿真植物构成的植物百科全书。阿尔贝托指出,这是两种全球化的时空交错,地理大发现后,18~19世纪欧洲的探险家来到南美,惊叹于这里的植物,并将其谱系化。植物学得以成为一门自然科学,虽然人们鲜少看到背后的殖民现实。而现如今,由中国生产义乌出口的仿真植物,足迹几乎无处不在,从餐厅、起居室到各种公共空间。这套“装饰的哲学”渗透到看似最自然最原生态的地方,阿尔贝托甚至在亚马逊丛林中也发现了假花,原始部落将假花供奉在神像前,认为这是“永不凋谢的花”。过去冲破国境线的是殖民和暴力,现在连“文化前线(cultural frontlines)”都一并消弭的是廉价商品。

这套小商品的全球流通体系中,印度商人往往并不局限于做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义乌的印商,大部分是作为中间商,进行非洲和中亚等地区的生意。2014年前三个季度,义乌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078.3亿人民币,其中出口1055.2亿人民币,阿联酋、伊朗、美国是义乌小商品出口额最高的国际市场。

有趣的是,全球化影响了大众文化层面对“本地”(local)的认识。在义乌可以看到“本地”的变形,福田市场里做生意的商户来自中国各个地区,城北路旅店门口聚集的黑车司机,来自江苏和浙江其他城市,宾王夜市的小吃摊聚集了来自安徽和四川的摊主,夜幕下流动的水果摊贩也并非义乌当地人。而在班加罗尔的国货市场,伊拉姆介绍,人们把商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品牌的,一种是“本地”的,后者实际上既包括印度本国生产的商品,也包括来自中国的。这样一种全然不同的语境中,凡是无品牌的商品都汇合成了一种“本地”的概念。陆兴华认为:“说不定,这就是一种No Logo(颠覆品牌)的想象呢。”


城北印度街

印度商人会在办公室供奉佛像

文/李麑 摄影/朱迪

本文为节选,全文请见071期《城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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