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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的另一面

作者: 余汝信   据本网综合整理    日期:2015-10-12 12:10:11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

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做白区党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当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七年曾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搞土改,后留山东工作。一九五○年后长期养病,六年未做工作。党的‘八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组织写‘九评’等文章,并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副主席。

“几十年来,康生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在党内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长期掩盖了其阴谋家,伪君子的本相,历史上欠的许多账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竭力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民愤极大。”康生的另一面

(康生手拿红宝书慰问印尼排华受害者)

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审查报告》称:

“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

“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一百二十二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点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三百六十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本文仅举三例如下。

一、关于谭启龙的批示

谭启龙(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1967年11月间,经周恩来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谭启龙,回到山东接受批判。

12 月初,谭启龙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与他联系的孙吉太写了一封信,叫他的儿子带到北京。信中称:回山东已二十多天了。回来第三天(十五号)就要我作检查交代,我要求先见见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帮助未允,要求推迟检查让我作些准备亦没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写的学习总结改为补充检查。结果认为是假检(查),真反扑。后来即接受大会、中会、小会批斗,开始进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于大家一定要我承认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认忠实、顽固地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刘、邓在山东的代理人和忠实走卒。引起革命派义愤,结果于昨夜开中心组批斗会议,实行坐喷气机,下跪,我提出意见这样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义愤,给我拳打脚踢,……因此,我只好写信简单告知你,希你转告汪主任一下,我当前处境较困难,可否给我一点帮助请告知。

谭启龙的这封信,有幸还是转到了汪东兴手中。汪东兴于1967年12月19日批示:“请总理阅。”周恩来次日简单地批了几个字,转请负责山东问题的康生处理:“康生同志阅转杨得志、王效禹两同志阅。”

康生看到谭启龙这封信后,其批示是具体、负责的:“请杨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确是坐喷气式、下跪、殴打等违反政策的行动,应严加禁止,并耐心的向群众进行教育。”

康生的这个批示,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谭启龙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谭启龙写了一篇题为《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的文章,提到了这一段历史。唯文中称: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那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与档案材料相对照,谭启龙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

一、谭启龙这封信,是写给中办的工作人员孙吉太,请孙转告汪东兴,而并非是想通过中办直接转交给周恩来。以谭当时的处境,没有直接向周转告的奢望。

二、这封信是谭启龙本人的亲笔信,并不是他儿子代写的。

三、康生对这封信作了具体的批示,要求杨、王查清情况,“严加禁止”。谭启龙在其回忆中半句也没有提及,可能是并不清楚这一过程,亦有可能是有意回避了康生对其处境的过问。

四、谭启龙不提康生,而将其处境得以改善归功于只对其来信简单批一句话的周恩来,从批示上看,周恩来不过是要杨得志、王效禹看一看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并没有表态。而所谓周恩来打电话责问王效禹,“具体指示杨得志派部队保护我”等等,不知谭是如何得知的?

二、关于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5月4日-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问题。会议决定,停止彭、陆、罗、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后长达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所属的彭真、刘仁专案组,向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及叶群作出《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称:

“大叛徒、大特务彭真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一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康生加:对审讯、监视、防止泄密,很不便利。)现在根据查证,彭真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在监护期间他的反革命气焰一直非常嚣张,拒不交代问题。同时为了彻底查清彭真的内奸罪恶活动,建议将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监狱关押。

“一、一九二九年,彭真在天津被国民党一经逮捕就跪倒在敌人脚下,出卖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现在根据大量事实又证明,这个家伙还是暗藏在我党内部的大特务。彭真在北平狱中,曾接受国民党反动派任务,答应‘为国民党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狱后,在大叛徒、大特务刘少奇的旨意下,经过日、蒋特务李铁夫、张秀岩的介绍,到北平住在汉奸、特务机构‘大义社’内,和大汉奸张璧、宋哲元,张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结,进行了一系列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抗日战争初期,彭贼和中统特务胡仁奎串通,在晋察冀各地,设立国民党部,建立特务组织,向国民党反动派发送大量情报,破坏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和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结成反革命联盟,猖狂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并阴谋搞军事叛变公开投靠蒋匪。解放后,彭真伙同罗瑞卿、刘仁、冯基平等,盗窃大量国家核心机密,送给敌特机关。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潜伏匪特,去台湾参加蒋匪的‘八全’大会,向其献计献策,效忠其主子蒋介石,攻击、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彭真贼心不死,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怀着刻骨的仇恨,对他的种种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还借机大肆放毒。在历次审讯中,他气焰嚣张,在事实面前百般狡辩抵赖,甚至进行疯狂反扑。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罪大恶极,应该逮捕关押对他采取专政措施,同时为了彻底查清他的内奸罪恶活动,也利今后对他的斗争。”

为什么彭真要由卫戍区监护上升至逮捕关押,送至秦城监狱?上述报告缺乏有逻辑性的理据。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并不需要什么理据不理据,关键在于彭真是毛泽东钦点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泽东在1966年4月就说过:“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从“反党集团”的头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

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活动,是为中央政治服务的。对于这个小组所报告的重大问题,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故而,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总理、伯达、江青(请假暂不送)、永胜、富治、叶群同志审批。”我们可以看到,毛、林、周、陈、黄、谢、叶都划了圈,周恩来、陈伯达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两字处。

仅就《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

三、关于吴德峰的批示

吴德峰(1896-1976),中共党内曾长期从事秘密情报、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 1931年起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市长,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文革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对外身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为吴德峰事给康生、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据外调人员反映,吴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体很不好,现仍被高等法院群众专政,因两派争议,问题不能解决。”

“据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长征途中,他任当时中央局的白区工作部长,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康生批注:在1931年前后,当王明等簒党时,他是坚决反对王明的。)双十二后在负责西安秘密情报工作中,是忠于毛主席的,反对王明、博古的,在总理、康老领导下,他对敌斗争是勇敢和机智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有关文电档案,现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门工作中的情况我不了解,如果历史上没有查出重大问题,希望中央能通过高法院军代表向群众组织作些工作,对他作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对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顾,帮助他向群众作认真的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妥否,请予考虑。”

当天,康生收到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转给周恩来:

“吴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风上有许多毛病甚至有许多错误,解放后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气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请富治同志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帮助他认真检查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解除群众对他的专政。据说他病的很利害(厉害 ——编者),应给以适当照顾。”

周恩来当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罗青长同志意见,请富治同志办理,仍以一批、二保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谢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总理的批示,对吴德峰同志应该是一批二保,军代表和×××同志(余注:原件字迹不清)应向群众做工作。”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前身——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对建国前吴德峰的工作,应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对吴德峰的批示,无疑比周恩来的具体、详细,“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有这么一句话,也足够了。

 

       从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