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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房奴”如何反抗——无壳蜗牛,卷土重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者:夏铸九   据本网综合整理    日期:2015-10-16 09:34:27

台湾“房奴”如何反抗——无壳蜗牛,卷土重来,星星之火,可以燎

 

战后的台湾都市化过程与都市问题的形成是台湾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型的平行产物。1970年代纳入新国际分工中的外销剩馀,在岛内的房地产市场中逐利,其实暴露了国家长期忽视都市土地政策与都市政策,包括房地税制的缺点。台湾,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工出口贸易才是国家真正关心的政策,不是都市与区域政策,也不是住宅政策。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取得了经济成长,然而,劳动者却未能享有制度化的财富。非正式经济的活力、弹性与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都市非正式部门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成为台湾经济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竞争的主要机制之一。

国家的住宅政策,一则因为庞大的非正式化劳动关系使人们没有物质条件经由高薪资在市场中解决住宅服务,二则也无法使人们有能力来组织他们自己,形成政治压力而得到公部门提供的住宅服务。所以,这种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特殊性,以及,住宅作为一种昂贵商品且建造于土地上的特殊性,在反共冷战以海峡区隔的国际形势所结构的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关系下,住宅问题缺乏形成立即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条件,于是,台湾战后的住宅政策从来就不曾受到像“唯二”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与香港,那种程度对公共房屋政策的重视。也因此,都市集体消费的消费不足日趋严重,住宅,又是其中最需政府长期细腻政策干预才能应付的一支,其结局可想而知。

在住宅市场中,有土斯有财的传统价值观,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为屋奴”就变成小市民们不可承受的重担。蒋经国时代曾经想推动住宅政策,推动没有多久就因国际经济上的一点波折,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策立刻煞车,如台北的大安国宅、成功国宅等,拍卖了事。这种国民住宅大拍卖,什麽人都可以购买,是失败的经验,并不是社会住宅的政策。

终于,在80年代末房价一再狂飙,使得住宅运动的社会行动者们,把握历史的机会,超过了早期台湾政治运动习惯的悲情诉求,一跃站上对抗国家对都市与工业化社会控制的最前线。都市运动之掘起本是1960到1970年代欧美社会的都市现实,1989年的无住屋运动竟然成为台湾社会早起的市民运动之一。当然,也因政治条件的历史限制,技术官僚也无能回应,当时的国家粗暴的压制作为,让早起的市民社会极其失望,剩下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与崔妈妈租屋服务基金会在都市战场上继续奋战,这是1990年留下的暂时的逗点。

到了政治民主化之后2010年五都选举之际,台湾都会区的住宅问题终于因为高房价而引爆为重大的都市问题与民怨之首。这是全球化年代的社会结构两极化,都会区中的空间片断化与社会排除结果,表现为高学历、年轻、却高失业率。终于,主要要求针对居住而非产权的社会住宅,成为国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首要课题,联合起来的民间团体如社会住宅联盟,也整理了各国社会住宅经验的总结,尤其是荷兰的教训与经验,具体提出出租住宅为主、阶级混居、地方政府主动支援由非营利团体推动执行的具体建议,最后就只差政府政策与执行的政治意志而已。然而在选举之后,社会住宅是否真正转化为国家当真的住宅政策?审视国家政策与执行的意志,是否投入足够的资源,以及,执行社会住宅政策的行动者,即,非营利团体何在?原来,掌握权力的台湾政治人物只在意选票,对住宅其实无感,没有立锥之痛,他们心中的价值观主要被新自由主义支配性价值所盘据,相信住宅市场万能,私人所有权是第一信条,受土地资本与房地产资本的价值所左右,更迷信都市更新,撩拨都市小地主小房主们的一点贪婪之心换取选票。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极右派政党,台湾,竟是美国茶党心目中的理想国。住宅政策口惠而实不至,以合宜住宅贱卖土地偷龙换凤替代以承租为主的社会住宅,可谓执行无方,国家机器政策空转,市民对社会住宅的期望再度落空。难怪无住屋运动的象徵人物李幸长说:“假统假独是国、民两政党的死穴,居住正义是两党的罩门。”

现在,2014年底逢九合一选举,紧接著就是2016年总统大选,而今年正好是无住屋运动廿五週年,住宅问题适时再度浮出水面。已经经历过政治打压、政策敷衍与国家政策空转的教训,这一次卷土重来的“市民之怒”,星星之火,是否可以燎原?这次的运动反省四年前以至于廿五年前的教训,以巢为名,连结台湾市民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选择在10月4日这一夜,联合国世界人居日前的週末,夜宿仁爱路,倾巢而出,成就“巢”运。巢运提出五大改革诉求:一、居住人权入宪,终结强拆迫迁;二、改革房产税制,杜绝投机炒作;三、检讨公地法令,停建合宜住宅;四、成立住宅法人,广建社宅达5%;五、制订租赁专法,扩大租屋市场。简言之,以推动税改、兴建社宅、发展租屋、保全公地社会住宅等面向,全面实现居住人权之保障。

一点英国的历史经验提醒台湾的当政者。昔日二战结束时,工党之所以能够击败保守党,迫使领导英国赢得大战的英雄邱吉尔让出政权而执政的关键,就在于召唤英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一战时为房地产炒作所苦的格拉斯哥的家庭妇女与在工厂裡感同身受的战时女工发起的大罢工,换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家政策对住宅市场的成功干预,提出住宅与新镇计划引领国土转化的新视野,建构出福利国家社会历史性计划的核心。没有人期待台湾适合全盘移植战后英国的经验,但是,住宅政策的政治意涵却值得体醒,国家机器不能是土地资本为核心的金权权力集团的利益表现,台湾真正需要能为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安居”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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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铸九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