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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

作者: 贺桂梅   据澎湃新闻    日期:2015-10-16 13:32:28

与其说她是一个 “活化石 ”,莫如说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 ”的八十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在她青春犹在的革命辉煌时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画式刻板面孔的化身。其一生,可以说活生生地演示出二十世纪中国不同的革命形态。一九〇九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随湖湘 “新女性 ”的母亲一同入读新式女校:三十一岁的母亲读预科,五岁的丁玲读幼稚班。那应是她革命生涯的开端。

一九八四年,八十岁高龄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创办了 “新时期 ”第一份 “民办公助 ”刊物《中国》。很多人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李锐说:“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绝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丁玲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耗尽在这份新式刊物上。其间的七十七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无政府主义革命的 “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 ”而走向革命政党的 “螺丝钉 ”,从延安边区的明星作家、新政权文艺机构的核心组建者、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和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受难者,到 “新时期 ”不合时宜的 “老左派 ”作家,丁玲不只用手中的笔,更用她的生命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

老年丁玲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二十世纪称为“短促的”、“革命的”世纪。他的纪年法主要以欧洲为依据,这个世纪只有七十七年。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历史比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要更长、更广阔、更深刻,也更复杂,以至于费正清说,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中国都发生了。而丁玲,是(这些)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

如何评价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无疑也是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难题。

一般研究著作,主要关注丁玲作为 “文学家 ”的一面。但是,仅仅从文学家的角度去理解丁玲,便会忽略她生命中许多更重要的时刻。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秘密囚禁的三年,是丁玲一生最幽暗的时段。一个风头正健的革命女作家的人间蒸发,曾使鲁迅慨叹 “可怜无女耀高丘 ”,更是此后丁玲革命生涯最重要的历史 “污点”,最要说清又难以说清的暧昧岁月。晚年丁玲曾以“魍魉世界”为题,记录这段历史。鬼魅一般的影子生存,对于一生以 “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和决绝投身革命之光的丁玲,是多么不堪的记忆,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吧。

一九四三年,是丁玲一生中 “最难挨的一年 ”。她因批判性杂文《“三八节 ”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中被点名批评,因主动检讨和毛泽东的保护,未受大碍。但南京被捕的历史,却使她成为 “抢救运动 ”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亲历者描述 “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 ”。那“可怕的两个月 ”对她是 “噩梦似的日子 ”, “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 ”(丁玲日记)。虽然不久 “特务 ”问题得到澄清,但这个 “历史的污点 ”此后伴随丁玲一生。“新时期”平反的作家中,丁玲是最晚的一个,仅次于胡风,关键原因就在这 “污点 ”无法在一些革命同志那里过关。一九八四年拿到 “恢复名誉 ”通知的丁玲感慨:“四十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

另一重要时期是一九五八年,丁玲从辉煌的顶点跌落至另一幽谷,她珍惜的一切都被剥夺:政治名誉、文坛位置,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党籍。她被从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了:“以后,没有人叫你 ‘同志’了。你该怎么想?”五十四岁的丁玲,追随丈夫陈明去往北大荒,像一个传统妇女那样,靠丈夫的工资,在冰天雪地的世界生活了十二年。在脸上刻着 “右派 ”印记的岁月里,丁玲记住的仍旧是许多温馨情义和充满着劳动欢愉的时刻。她后来的北大荒回忆,题名“风雪人间 ”。虽有 “风雪 ”,却还是 “人间 ”的生活。但是,那些文字中留下的被 “文革 ”造反派审讯、暴打和批斗的时刻,一脸血污的 “老不死 ”,无疑也构成了革命历史中最难堪的记忆之一。

真正的难题,其实不在丁玲那里,而在人们无法理解处于 “新时期 ”的“丁玲的逻辑 ”。

一九七九年,丁玲回到离开了二十一年的北京。这是王蒙慨叹 “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的时期,是张贤亮从 “灵”到“肉”地书写 “一个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的时期,是曾经的 “右派 ”书写 “伤痕 ”、“反思”历史的时期。但是,丁玲却说,她真正要写的作品,并不是记录伤痕的《牛棚小品》,而是歌颂共产党员模范的《杜晚香》。她对 “新时期 ”引领风潮的年青作家发出批评之声,她猛烈抨击三十年代的故交、不革命的沈从文,她与重掌文坛的周扬在许多场合针锋相对,她在 “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中强调作家是 “政治化了的人 ”,特别是她出访美国,当那些同情她的西方文人们希望听到她讲述自己的受难经历时,丁玲却很有兴味地说起北大荒的养鸡生活 ……所有的这些“不合时宜 ”,使得曾经的 “右派 ”丁玲,在“反思革命 ”的“新时期 ”,又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左派 ”。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无疑也是一部知识分子与革命爱恨(怨)交织的心态史和精神史。亲历者的故事,常常有两种讲法。一种是 “受难史 ”,在压迫 /反抗的关系模式中,将革命体制的挤压、改造、批判和伤害,视为一部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者受难的历史;另一种讲法是 “醒悟史 ”,在革命已不为人们所欲的年代,忘记了曾经的革命热情,而将自己的革命经历描述为一部充满怨恨的屈辱史。“往事并不如烟 ”,可是留下来的,都是 “思痛录 ”,是受伤害被侮辱的记忆。但丁玲是例外。她的故事,无法纳入其中。

丁玲确实是 “不简单 ”的。与其说她是一个 “活化石 ”,莫如说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

为丁玲作传,因此也是困难的。她的一生在荣辱毁誉之间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她在后革命时代的 “不合时宜 ”,使得要讲述她的故事,总是难免捉襟见肘、顾此而失彼。

同情和热爱她的人,容易把故事讲成 “辩诬史 ”。丁玲是复杂的,因此围绕着她的种种误解和传说,常使熟悉和理解她的人不平。特别是,作为革命体制内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丁玲的后半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文学作品,而是在写 “申辩书 ”。要告诉人们一个 “真实的丁玲 ”,总是要与复杂的历史人事关系相关的各种谣言、传说、误解和歪曲做斗争,总是难掩难抑辩护之情。但是,如果将丁玲的一生,固执在说明她之 “不是 ”,反而使人无法看清她之所 “是”。

更重要的是,辩护式写法其实也使写作者停留在丁玲置身的历史关系结构中,而无法超越出来尽量 “客观 ”地描述这个“结构 ”本身,由此重新理解丁玲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二十世纪已然远去,曾经与丁玲爱恨纠葛的当事人和利益格局,今天也大都已成历史。在这样的情境下,客观地描述丁玲的一生,不只具备可能,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知丁玲和二十世纪革命的必要步骤。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

1926年6月,丁玲和胡也频在北平的合影

讲一个完整的丁玲故事,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回到 “丁玲的逻辑”。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写了后来引起无数争议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关于小说的主人公陆萍,丁玲说,这是一个 “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 ”。这固然是在谈小说创作,其实也是丁玲的现身说法。

丁玲是一个个性和主体性极强的历史人物,对她喜者恶者大都因为此。喜欢者谓之 “光彩照人 ”、“个性十足 ”,不喜欢者谓之 “艺术气质浓厚 ”、“不成熟 ”、“明星意识 ”,批判者谓之 “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 ”、“个人主义 ”……所谓 “丁玲的逻辑 ”,就是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 ……尽管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极其复杂,晚年丁玲对自己的评价却是 “依然故我 ”。

如何理解这种 “丁玲的逻辑 ”,实则构成理解丁玲生命史的关键。

在尝试以 “丁玲的逻辑 ”完整地描述丁玲生命史的传记作品中,新近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传》,做出了特别值得称道的努力。

这本传记的作者李向东和王增如,多年从事丁玲研究,而且成果斐然。他们具备其他研究者所没有的一大优势: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在她身边工作四年,耳濡目染丁玲的风采,并参与采集、整理了许多丁玲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对丁玲的录音采访,有的是丁玲的书信、日记与文件,还有一些以前未曾披露或未受到关注的创作手稿。

与此同时,他们也细致阅读了丁玲的全部作品、丁玲研究的多种史料和学术成果,以及与丁玲相关的文学与历史事件的研究著作。在写作这部传记之前,关于 “丁玲最后的日子 ”、“丁陈反党集团 ”及丁玲办《中国》的过程,他们都有专著出版。特别是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六十万字的《丁玲年谱长编》,综合各种史料,对丁玲的一生做了详细梳理,是目前丁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充分的文献和研究准备基础上,他们写作了这部传记,力图探索丁玲 “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 ”。应当说,《丁玲传》颇为完满地达成了这一诉求。这是目前丁玲传记中,史料最详实、丰富,生平经历梳理清晰、准确,叙述语言生动流畅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评价方式也中肯而平实的一部传记。可以说,它写出了一个 “活生生 ”而又 “完整 ”的丁玲。

传记掌握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因而对许多此前丁玲生平中模糊不清的人生经历、人际关系和历史事件过程,都做了清晰明确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它体认丁玲的角度,是颇为 “平民化 ”的。书中记录和描述丁玲一生经历的详细过程,既包括人际关系和重要事件,也包括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行止,以及主要活动场所的历史氛围,从而颇为生动地还原出了某种历史现场感。丁玲当年住在什么地方、居所的格局、吃些什么用些什么等等,都在传记中做了细致的呈现。缺乏对丁玲当年生活的详细勘察,缺少对历史现场中的人物的深入体认,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恐怕也很难 “还原 ”。这就把丁玲从历史的 “抽象 ”中,拉回到作为一个普通 “人”的生活状态中。

这部尝试写丁玲 “心路历程 ”的传记,在丁玲所作所为的基础上,更关心她之所以如此作为的 “所思所想 ”与“思想和情感 ”。对于后者,传记作者很少做介入式评价,而主要借助丁玲自己的作品、回忆录、书信和文件等,描述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思想活动。事实上,像丁玲这样极善书写自己内心活动的作家,这样的史料并不难得到,真正需要的,是仔细阅读作品和深入体察丁玲的内心世界。

例一是一九二四年初到北京的丁玲。不体认此时丁玲对已故好友王剑虹的思念,就难以理解她之写出《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内在情绪底蕴。传记将此时丁玲人际交往的基调,落实在与王剑虹的情感关系中:“‘你像剑虹!’这是她择友的最高评价。”这种描述,实则相当准确地把握到了丁玲的内心世界。

例二是一九三一年胡也频就义之后,丁玲不久即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并加入共产党,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一丁玲急剧左倾的过程,一般解释为她受胡也频牺牲的激励。固然有很大这方面的因素,但传记也用一小节 “我是被恋爱苦着 ”,写丁玲与冯雪峰的恋情及对丁玲革命行为的影响。事实上,当年在《不算情书》中,丁玲就毫不隐晦地写到了她与冯雪峰的情感关系。传记结合相关的书信史料,展示这一时期丁玲颇为复杂的心理过程,仍需要一定的勇气。

基于对丁玲作品和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从丁玲自身的逻辑出发,对她生命中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做出准确把握,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传记中很多。这包括丁玲南京时期与冯达的关系,延安时期与萧军、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交往,包括她与陈明的恋情,也包括她与周扬的矛盾,以及五十年代初期与萧也牧的关系等。值得称道的,是叙述者的态度。显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 “绯闻 ”不下于萧红,曾风传要与领导人恋爱、结婚的明星女作家,丁玲的 “传奇”故事并不少。但是,《丁玲传》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不回避也不猎奇,而是据可靠的史料陈述历史过程,道出丁玲的真实心态。

解志熙称道这部传记的一大优点,是“叙述事迹的平实道来和分析问题的平情而论 ”。所谓 “平实 ”,是以史料说话,所谓 “平情 ”,是力求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这也使本书摆脱了 “辩诬史 ”的态度。重要一例,涉及四十年代后期,周扬阻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这是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关键。不同于一般研究者只站在丁玲的立场上看问题,《丁玲传》也尝试从周扬的心理和动机出发,解释他之所以如此的缘由。

另外一例,涉及五十年代初期丁玲主持文坛期间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那种简单地评判丁玲用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消灭了萧也牧 ”不同,传记分析了萧也牧小说的内容、丁萧的私人交往、新中国建立初期解放区干部及解放区文学在京、津、沪等大城市面临的处境,和作为文艺界领导与解放区干部代表的丁玲的态度,从而较为丰满地呈现了这一事件的不同侧面。这使传记表现出了颇高的历史研究的 “客观性 ”。所谓 “客观 ”,并不是一定能够有确凿的史料坐实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而是超越 “私怨说 ”,不仅站在传主的立场,也体认相关其他历史人物的心理和处境,尽量对事件做出相对合理和公正的解释。这就是 “平情而论 ”的真实含义了。

可以说,《丁玲传》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用“丁玲的逻辑 ”书写了丁玲完整而丰富的生命史。它同时涉及了所需的三个层面:外在性或客观性的丁玲一生行止,内在性或主观性的丁玲心路历程,分析性或阐释性地在历史关系格局中评价丁玲。在这部传记的 “后记”中,作者道出写作意图,即“贴近丁玲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 ”来写丁玲的一生,以“让传主眉目清晰 ”。尽管是一部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生命史,但作者指出,丁玲仍有她之为 “丁玲 ”的独特性所在,那就是其 “性格 ”的三大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

这一概括方式可以说并非传记书写本身所需,而是写作者对丁玲人格的一种体认。这也是 “难题 ”所在。尽管从个人性格而言,确可说丁玲有这样的气质,但是,仅有这样的气质,并不能使丁玲成为革命者,并与中国革命历史相始终。贯穿丁玲一生的,与其说是一种 “性格 ”,莫如说是一种生存态度和独特的生命哲学,即“丁玲的逻辑”。

最能显示这种 “丁玲的逻辑 ”的,是她用小说塑造的女性人物。从上海时期的梦珂和莎菲,到延安时期的贞贞和陆萍、桑干河畔的黑妮,再到晚年的杜晚香,人们普遍能辨识出这个女性形象序列的巨大变化,但也很快能意识到她们的某种一致性。这种巨大变化和内在一致性,共同构成 “丁玲的逻辑 ”。正如她丰富广阔、多变多舛的生命经历。“性格 ”可以解释丁玲的 “一致性 ”,但无法解释她如此强大的生命可塑性和承受能力。

理解 “丁玲的逻辑 ”离不开 “革命 ”。可以说,“丁玲的逻辑 ”就是 “革命的逻辑 ”。瞿秋白曾评价丁玲是 “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对“火”的向往,包含着对 “在黑暗中 ”的现实的反抗,和对 “光明 ”的未来的追逐。这是革命者的内在精神气质。晚年的丁玲仍如是说:“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是代表时代的东西。”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固然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进化论史观的投影,不过,没有这种气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赋予丁玲而被她内在化的一种精神气质。

在丁玲的意识中,“革命 ”有其具体所指,那就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丁玲早在她少女时代的湖湘,就已通过母亲的好友向警予而知道了革命,更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与瞿秋白、王剑虹等交往的时期,直接进入革命文人圈,但是,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加入共产党。而一旦加入,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着 “爱情 ”般的忠诚。特别是 “新时期 ”仍旧如此。

许多研究把这一时期丁玲对革命信念的表白,视为受周扬等宗派挤压而被迫做出的 “表演 ”。这可以解释丁玲在某些场合与周扬针锋相对的行为和言辞,但无法解释她“新时期 ”之后写作的二百多篇文章。在这些作品中,丁玲仍旧是那个 “革命的丁玲 ”。考察一下丁玲如何言说她理解的 “党”是有意思的,因为其中很少理论性的阶级分析,而是情感性的表白和信念式的执著。她说 “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讲等价交换 ”,表达的正是一种 “忘我 ”、“无我 ”的投入状态,而且是一种情感结构式的精神状态。在这里,革命的艰苦可以与革命信念剥离开来,“受难史 ”也可以转化为 “考验 ”和“磨砺 ”。由此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反抗性革命哲学,就像她在四十年代给予陆萍的赠言:“人是在艰苦中生长。”

一九三一年之前,丁玲就是向往 “革命 ”的,但那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是“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的生活 ”。这使丁玲甫一出现在文坛,就是最激进最摩登的个人主义姿态。如福柯理论所言,这种现代个人主义实则深刻地内在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它所塑造的现代个人,是一种 “内在的人 ”,一种实际上与外在的现实相隔离、丧失行动能力的人。莎菲时代的丁玲也是如此。加入革命政党而自愿做 “螺丝钉 ”,对于丁玲是一次巨大的跳跃,但非彻底的 “断裂”,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自我的结构:它赋予这一结构一种不断地朝向外部、通过实践而更新自我的能力。

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召唤的固然是 “献身 ”是“无我 ”,也是 “更大的自我 ”的获得。那意味着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与 “艰苦 ”展开搏斗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地磨砺自身,不断地认知外在世界,并通过实践转化成自我的构成部分,以塑造新我。莎菲式向内的个人主义是脆弱的,但陆萍式“在艰苦中生长 ”的主体却是坚韧的。这种主体哲学的终点形态,就是那个卑微而强大的杜晚香:她像是一枝被人遗忘但生命力顽强的“红杏 ”,在不断地吸纳世界的美好愿望中塑造自己的新品质,最终用她的生命感动了世界。

《杜晚香》实则是丁玲最有意味的作品。那是丁玲在历经磨难的晚年,终于完成的革命者形象。据王增如对丁玲创作手稿的考证,还在写《在医院中》时,丁玲就说其实她并不想写陆萍这样 “脆弱 ”、 “感伤 ”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想写一个 “共产党员 ”。只是苦于无法在生活中找到模型,不得已写成了那个 “未完成 ”的陆萍。杜晚香是其完成形态。她身上包含着两个关键要素:其一是主人公孤独地生长,其二是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修炼。至此,革命者终于可以超越革命体制而独立存在了:她不是革命体制的附属品,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丁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超越了受难史的逻辑。

显然,要理解丁玲的生命史,需要理解这属于丁玲的 “革命的逻辑 ”。她以理想主义的气质、以对革命信念爱情式的投入、以在艰苦中生长的生存态度,独自承担了革命和革命的全部后果。“新时期 ”的丁玲对革命史的反思,显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但有意味的是,她只批判革命中的 “封建 ”(宗派主义),从不否定革命信念和革命体制。真正让丁玲显得不合时宜的,其实是 “新时期 ”的历史情势。

具体到文艺体制的重构方面,很难说八十年代的丁玲就一定是落伍的。“新时期 ”是以破竹之势展开的,共同的历史情绪使人们将那次断裂看作 “历史的必然 ”。但正是丁玲的存在,显示出了 “新时期 ”的“时”之建构性。八十年代已成为历史,在“新时期 ”的社会变革于今天产生了如此复杂的历史后果的今天,更为心平气和地理解丁玲的 “逆时 ”之举,或许并非不可能。这并不是要在 “左”与“右”之间重新肯定丁玲,而是去思考革命体制自身的断裂与延续,是否可能以更深厚的方式展开。

贺桂梅: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

丁玲画像

丁玲是一个历史人物,“她的一生凝聚了太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内涵 ”(张永泉)。深入丁玲的逻辑中去理解她的生命史,才能把握丁玲 “不简单 ”在何处,更是超越丁玲的时代性、更深刻地反思其革命经历的前提。而且,这种理解,显然不只关乎丁玲个人,同时也是进入二十世纪革命者 “丰富复杂的内在世界 ”,深入到革命史的肌理层面以把握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更为自觉地承担二十世纪革命作为 “遗产 ”与“债务 ”的双重品性的契机。没有这样的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将始终缺少必要的现实重量:它或将被迅速地遗忘,或将换一种方式重复归来。

(《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本文原载于2015年3月《读书》,本文原标题为《丁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