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背后是中国农村发展忧思

作者:张天潘 刘婧   据南都网    日期:2015-11-03 18:08:44

 

乡愁背后是中国农村发展忧思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一篇返乡笔记引发了线上线下的激烈讨论,文章中浓浓的乡愁情怀和对乡村凋敝的无限感伤让许多人产生共鸣。“故 乡”、“乡愁”这些词年年会在春节返乡潮时被提及,故乡到底意味着什么?乡愁的背后隐藏着中国人怎样的情怀?乡村的发展受到城市化强力的挤压,它到底何去 何从?就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著有《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和曾经上书总理反映三农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河 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昌平。

 

乡愁是合乎人性的共通情感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今年春节期间,微信上有一个博士生返乡写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每年春节期间人们就会关注起故乡,讨论起乡愁。您觉得故乡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熊培云:乡愁不只是中国人才有,它是人类共有的一个天性。对于中国的许多农村人来说,他们离开故土去外面谋生,这种离开不是非常彻底,不像当年欧洲 人移民到美洲甚至建立自己的国家。中国的离乡者与家乡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们虽说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甚至更久,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故乡 又变得疏远,他们成了两个世界的异乡人。说到乡愁,我想起电影《1942》。影片在结尾几分钟的时候,奇峰突起,电影叙事转到了另一种逃难。张国立饰演的 地主逃到潼关就逃不出去了,于是开始往回走。当别人问他“你往哪儿走”时,他说他要回家,为的是“死得离家近一点”。一个人最开始可能是为了生存、发展而 逃离原来的地方,但是当他要行将就木、落叶归根的时候,他还是想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好像生命的终点要和起点融合一样。我相信这种文化或者心理上的激情, 同样深深地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心中。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农村只有萧条,整体的发展还是比原来推进了不少。如果说有萧条,那就是原来一些该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保留下来。我在《一个村庄里的 中国》里写过一棵被挖走的古树。事实上在五六十年代,我的家乡有非常多的大树,很多像汽车方向盘那么粗,后来炼钢铁、修铁道,它们大多被砍掉了。我家老宅 子前有棵樟树,需要几人合抱,也因为一场火灾被烧掉了。想起这些,我总有一种伤逝的情感。农村的自然资源,那些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古老的东西,到我们这一 代已经所剩无几。

    南都:刚刚说的可能更偏向于景物或者器物方面,如果从农耕文明的角度上来说,乡村的变化带给你一种怎样的心理冲击?

    熊培云:其实我谈不上留恋农耕文明,倒是可以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说说。现在农民开阔了眼界,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生活方式越来越城镇化,倒不 是说这样的生活不好,我只是觉得既然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过得更田园牧歌一点。现在的情况是农民一味地学城里人生活,以为那就是文明的,先进的,自己原有的 乡土风俗越来越淡化了。

    南都:像我自己在农村生活过,深感熟人社会给人的人际关系的束缚感和压迫感会更强,您怎么看?

    熊培云:的确。在城市,大家相对来说会保护自己的隐私,那种人际交往的紧张感不是很强。具体到财富与地位,总会有一种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觉。但 是在熟人社会不太一样,大家彼此熟识,如果真是贫富分化,心理落差可能会更大些。整体来讲,农村的攀比心理还是很重的。当然,这种攀比并非现在才有,人们 总是在模仿别人生活,这种攀比与模仿,是推动社会变化的古老的动力。

 

乡愁背后隐藏农村发展难题

    南都:对于中国这样流动性这么强的国家来说,你觉得为什么会不断地有故乡或者乡愁这样的话题产生呢?

    李昌平: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是现实的角度,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就会产生一种逆城市化的趋势,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双向的。第一代打 工者到城里打工,达到五六十岁以后回到农村,就是一种逆城市化;在北京生活得久了,有雾霾,交通没有效率,想到小城镇生活下来,就是一种逆城市化;三环以 内的商业都撤出来了,一些大卖场都在五环,甚至五环以外,一些产业向六环以外进行转移,发展得最快的地方不是城市的中心,而是城市的郊区或远郊区。产业、 一般性消费、生活环境都发生了逆城市化的趋势,所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并行的时代。所以说,城市化、城镇化、逆城市化是共同成态的一个 时期。第二个方面从情感的角度来讲,人们在城市文化中生活的时间长了,会怀念乡村文化,这种情感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乡愁”了。从精神层面来讲,也会出现 一个逆城市化的文化需求。并且,今天的业态也在发生改变,做规划设计、资本投资的人,不需要到城市里面去找办公的地方,可以选择郊区,交通、网络便利,地 租便宜,幸福指数很高。农村是一个价值洼地,这个价值洼地的价值增长会非常快。

    南都:现在许多商业巨头开始关注农村的市场,但是春节一过,农村又只剩下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一方面是许多人注意到农村的市场,另一方面人们还是大量涌入城市,这两个方面的差异怎么消除?

    李昌平:这是一个必需的过程,无可避免,但我们必须要前瞻性地思考问题。基于我的判断,再经过一二十年,中国农村大概会是这样一种状态:10%的村 庄会消失掉,成为城市的一部分,60%的村庄会彻底空心化,还有30%的村庄不会消亡,而且会发展得很好,人口进一步增加,这种地方的人就过着一种“半农 半X”的生活。国家的战略也应该有一些前瞻性的布局,进行分类指导,10%的村庄要怎样过上更好的日子,那60%的村庄要进行人口的迁移,发展现代农业, 那剩下的这30%的村庄就是新农村了,以农村农业服务业化作为方向,按照逆城市化就会成为城市人可消而非城市化的要求来发展新农村,将农村建设得更像农 村,要建设生产、生活、生态三分公允的新农村,要建设有历史、有文化、有传承、可经营的新农村,要建设适应未来的逆城市化生活的高素质农民,这就是我们乡 建院现在所做的事情。生活品质上来了,农村农业文明费的东西。

    南都:所以每年大家关注的乡愁的背后,其实是在关注中国城乡差异下,农村真正的命运发展问题。

    熊培云:我觉得现在城市的发展也可以适当停下来了,就硬件条件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比一些发达国家并不差,差就差在农村。所以中国发展的第二波就是在城市化之后,乡村怎么现代化。我相信中国的希望在农村。

 

 

“半农半X”为中国难题提供出路

    南都:几年前,日本发起过一个运动叫“半农半X”,发起人是塩见直纪,他提倡城市人回归农村,一半过农耕生活,一半在城市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活。这个理念深刻地影响到台湾,现在也逐渐在大陆风行。

    熊培云:现在如果鼓励性的政策更多的话,应该会对农村的现状有改善。之前去日本遇到过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们到农村专门去种地,买了房子,政府有一 些鼓励性的措施,过得也挺好。现在我们的鼓励性措施有大学生村官,那么大学生去农村种地可不可以也有一些鼓励性的措施?这些现在还没有真正地提上议程,但 一旦实现,“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也许很适合的。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一直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农村。所以我在今年出的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封底用了这样 一句话:二十年前,我扔下锄头和诗歌进城,一去不返,我庆幸自己现在找回了诗歌,我还要找回我的锄头。

    南都:李昌平先生您曾经提出过“李昌平难题”,简而言之就是农民在农村留不留得住的问题,这是涉及到中国农村最核心的问题。现在您又在很多农村进行了一线的农村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农民自我意识觉醒,自发参与其中的案例多吗?如何激励更多人参与其中?

    李昌平:现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协作者,协作农民做规划、做设计,都是他们作为主体,我们参观学习。农村的规划和城市小区的规划 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比城市规划要复杂。城市是没有历史的,但农村恰恰要保存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传承、它的邻里关系、它的院落空间结构,这样才是农 村,农村才有价值。我们作为规划设计师时,不能够凭自己的想象去做。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只是协作者,农民是主体,农村的规划设计、产业发展等等这些 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

    南都:您在第一线实践这么多年,现在回头看“李昌平难题”,是否有新的思路来解决?

    李昌平:是的。我八九十年代上学时,老师告诉我们只要向亚洲四小龙学习,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将农民减少到8%甚至是5%以下,人均GDP实现500 美元就能解决农村问题。但是我们的农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两亿,所以我觉得我们八十年代储备的知识、理论、想法可能是错的。当农民 庞杂时,农民问题是一个难题;当把农民转化成产业工人时,产业工人过剩了,制造业不挣钱,农民没有能力变为市民,工业化的收益不足以把农民变成市民,这就 是中国难题了。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不一样,和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不一样,要走出中国的道路,也就是我所说的30%的村庄,差不多40%的人口要过半农半X的生 活。在城市打拼几十年再回到农村过半农半X的生活,是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做到的。包括养老问题,我们国家有好几亿老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可以将这 30%的村庄建设成为养老村,只要政府的公共服务跟上去,生活成本会很低,把养老和农村的发展结合起来,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结合起来,于国家、于农民、于 老人都好。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了,工业化已经基本进入尾声了,GDP增长的速度达到7%、6%、5%,在高速发展的时期都没有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 题,在低速发展的时候怎么可以解决?把新农村建成的那30%建设好,让在城里打工多年的人回乡过上半农半X的生活,这就是出路。

 

 

土地制度问题成为农村发展绊脚石

    南都:我专门到日本农村深入考察过,发现日本乡下发生的事情和中国有大量相似的地方,比如严重的空心化。农村的衰败好像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性的问题,现在中国很多人在做新农村建设、再造故乡,这种行为能够改变这种世界性的趋势吗?

    熊培云:我去日本的乡下住过,条件太好了。我觉得中国农村应该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除了农家子弟回乡建设之外,城里人也一样可以去农村投资,盖房, 生活。如果宅基地、土地政策能放开,有一个双向的流动,农村可能会有更好的面貌,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带回乡村。过去的这些年,城市化、现代化这个过程实际 上是不断地从农村汲取养料,使农村空心化。现在如果能有这方面的反哺,不断有人力、物力、财力回到农村,那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变。

    南都:说到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得不说的就是土地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没有给您的实践带去很多困扰呢?

    李昌平:现在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打农民土地的主意了。比方说这60%的空心村,农民自己不需要土地,要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它集中起来。比如说建立的农民 合作社,可以把土地折价储备或者转给合作社,用土地抵押贷款、变现,用内部的金融或市场把农民的土地规模化。生活在那60%的村庄里的人,把房子搬到这 30%的村中去,要允许村与村、村民与村民之间有土地置换,让农民互相之间去交换、去交易,国家只要控制总量就好。如果将建设用地还原成了农地,国家给出 一笔钱做补偿,如果实现置换,也就不需要国家的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