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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考验——朱旦华回忆毛泽民烈士

作者:朱旦华、马社香   据本网综合整理    日期:2015-11-20 22:45:10
生死考验——朱旦华回忆毛泽民烈士

(图片来源:网络)

毛泽民与方志纯临别深谈[2]

笔者:宋美龄来迪是盛世才卖身投靠的最后画押。可以这样认识吗?

朱旦华:本质就是这样。

宋美龄走后大约两三天,盛世才派人对新疆同志分别打招呼。要将中共全体在新人员,包括陈潭秋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十几个人、毛泽民等在新疆政府工作的五六十人、西路军新兵营和延安派来学习航空技术的几十人、八路军在新疆养病的伤病员、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人员及其家属小孩,共一百几十人,分两处“保护”。航空队的30多个同志集中在小河沿一个旧兵营里,其他人全部集中在八户梁大院临时“招待所”。

我们一家当时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

记得1942年8月底9月初的一天[3],刚吃过晚饭,天就黑了。方志纯邀请毛泽民出外走一走。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1925年参加革命,跟着方志敏创办了赣东北根据地,他和毛泽民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认识,1933年,同在闽赣根据地工作,1940年毛泽民到苏联治病,在莫斯科和方志纯同睡一间房间,两人友情非同一般。在方志纯的记忆中,毛泽民原来性格活泼,到新疆后年纪大了几岁,变得寡言了,问他是怎么回事?

毛泽民沉默良久,难过地对方志纯说:“我说什么呢?刚到新疆时,我觉得这样搞可能有问题,林基路同志也提出过,说我们这样给盛世才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是,人家说我们是‘左倾’,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严重,我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对付盛世才的阴谋,是不是可以先撤退一部分领导和干部,人家又说我怕死,是右倾。我还怎么说话呢?在学委会内部……”毛泽民突然停下来不说了。毛泽民历来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新疆上层领导间的不同意见,即使是最后机会吐露心曲,他也不愿意深论党内领导间的意见分歧。

毛泽民回来后,只对我说,他和方志纯怀着对新疆局势深深的担忧,静静地望着星空。突然远处天际,一颗流星飞过,在夜空中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方志纯开玩笑地对毛泽民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又一个人走了。”

毛泽民嘿嘿地笑了起来,厚嘴唇张得大大的:“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这个共产党员还讲迷信呢!”接着若有所思地对方志纯说,“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个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星,虽很快陨落,可总为党为人民群众贡献一点光亮。”

在那个不寻常的夜晚,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可以是生死哲理的探究。

方志纯移开话题,说起毛泽民早年在中央苏区的事,那时候根据地干部经常开会到深夜。邵式平总是开玩笑地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总是笑着给他一个软钉子:“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1934年7、8月间,毛泽民奉命调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离开闽赣省委前,闽赣几个领导同志想请他吃顿便饭,以示饯行。毛泽民知道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行,不能搞!”好在大家对毛泽民都比较了解,要不然,还以为他不近人情,搞得人家下不了台呢!

过去的回忆是那样甜蜜,现实的形势是那样紧迫。那个晚上毛泽民和方志纯谈了很久,最后毛泽民握着方志纯的手说,“为革命,你家牺牲了志敏、兄弟好几个。我家牺牲了泽覃、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停了一下,毛泽民含着泪水郑重地对方志纯说了他最后的嘱托:“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要无愧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哥哥……”

夜沉沉,心沉沉。

星闪闪,言灿灿。

方志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在临赴地狱之前,他最记挂的不是才满周岁唯一的儿子,不是他结婚不过两载的妻子,毛泽民最后记挂的是前仆后继的革命大业,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节操!



生死考验——朱旦华回忆毛泽民烈士

盛世才的公开“变脸”[4]

笔者:毛泽民当时是对党代表陈潭秋有意见吗?

朱旦华:不是。陈潭秋有点优柔寡断。但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大代表。毛泽民当时主要对新疆学委会[5]另两个成员徐梦秋、潘同有意见,他们两人后来都叛变了(沉默良久)。

毛泽民的判断不幸而言中了!9月16日,蒋介石对盛世才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委任状颁发,9月17日一场旷世冤狱就在新疆发生了!那天下午,盛世才派人来“请”陈潭秋(化名徐杰)、毛泽民(化名周彬)、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谈话,务必光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盛督办请谈话”,这是新疆各阶层人士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请谈话”是盛世才逮捕人的惯用手法,很多人被“请”去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被“请”走后,软禁在满城邱公馆。

第二天上午,这五人的眷属一起抓进邱公馆一个小院,与外面断绝了一切联系。

1943年1月9日,国民党第一批工作人员抵达迪化。l月16日,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宣布正式成立,盛世才就任主任委员。

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将软禁在邱公馆的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柏南、刘希平投入第二监狱,次日派军警将这五人的妻子[6]及孩子押至三角地,和林基路等人的妻子关在了一起。后来又一起押至西河坝软禁。

3月11日,盛世才派军警将八户梁的马明方、方志纯、刘护平、吉合、张东月等35个男同志抓进了新疆第一监狱。分别关在十个号子里,连放风都不让同一个时间。航空队30多人仍然关在小河沿;李宗林、乔国桢等四五个重病号关在养病室,70多个男同志关在新疆第四监狱。至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关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我在女牢写下《狱中四时歌》,以铭记对丈夫和战友的思念:

(一)

狱中无春天,不知春光好。

和风送臭气,才知春已老。

君不见呻吟暗室无处告,

保重身体最紧要。

(二)

夏日如火烧,臭虫满墙跑。

屋漏偏逢雨,泥水头上浇。

君不见长日如年正好学,

及时努力莫空抛。

(三)

秋风送凉意,告我青春逝。

雌子已长成,提笔学写字。

君不见狱中岁月催人老,

高歌一曲抒怀抱。

(四)

冬夜难成眠,布衾冷如铁。

消息问上苍,明月照积雪。

君不见一灯如豆忙为谁,

愿共战士凯歌回。

对毛泽民的狱中思念


 

笔者:细细寻思,您和毛泽民的爱情几乎全部是思念。

朱旦华:是。邓发“提亲”后,接着是毛泽民策划新币问世,一两个月难见踪影;订婚后,毛泽民去苏联长达八个月的治病和学习;毛泽民回疆后,又一直在盛世才特务监视之下工作,早出晚归,每天我都在担心,每时我都在思念。昔日在思念中,每次都看见了毛泽民回归的身影。这一次毛泽民被盛世才抓了去,多会儿才能回来?!

在深深的思念中,1943年端午节到了,我按照监狱的惯例,将节日的礼物——一双自己手做的布鞋,上面扶着远新的小手,写了三个字“爸爸好”,还有几片请工友用衣服换来的炸馍片,包在一起,写上周彬的姓名,交了上去。我抱着远新天天盼,毛泽民会收到这些东西吗?好不容易一天监狱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周彬”的署名。我抱着孩子把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毛泽民的笔迹。他,还活着,远新的父亲还活着!眼泪哗啦啦地一泻而下,我痴痴地盯着看纸条,那上面还有一行字“高靿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毛泽民现在怎么了?他怎么要这两样东西。知夫莫若妻,这两样东西都是毛泽民早已丢弃的东西啊!

——那双超过脚踝的高筒皮鞋,因为卡脚,毛泽民一直不喜欢穿,几乎遗忘。现在提出要这双鞋,肯定是被敌人的铁镣把脚踝磨坏了,血水和绽开的皮肉粘结在生锈的铁镣上。穿高勒皮鞋可以护住烂了的皮肉……

——那个捆肚子的绑带,毛泽民腹部开刀后,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剧烈行动与变天的时候经常作痛。用绑带捆紧,可以防震动,也能止痛。自苏联治病回来,这绑带很少用,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现在,他一定受了刑,刀口复发,才提出“捆肚子的绑带”……

我揩干眼泪,找出旧布开始做绑带,远新一听说给爸爸做东西,乖乖地坐在身边,看着妈妈飞针走线,懂事地说着“爸爸,爸爸”。这苦命的孩子。绑带一天就做好了,针脚做得很密,松紧带也缝得很牢。我又找好了高筒皮鞋。还寻了一顶帽子,望着远新和他父亲一样的大眼睛,我亲亲孩子的小脸蛋问“远新,妈妈给爸爸写句话,写什么?”远新,多么懂事的孩子,眨动着大眼睛,说:“爸爸——好。”两岁的孩子对父亲的思念也至骨髓。我扶住远新的小手,在纸条上写了“爸爸好”三个字,夹在了帽子夹层中。

高筒皮鞋、捆绑带和帽子请监狱转交了过去,可这一次再也没有回条。我多次问狱方:“周彬在哪里?”无人应答。我抱着孩子心底高声地呼唤,毛泽民,你在哪里?

动人心魄的《囚徒歌》[7]

朱旦华:狱方没有任何回答。但同志们通过地下联络点,传来了一首歌,一首在新疆监狱里作词作曲的《囚徒歌》。那深沉、激昂的旋律,表达了战友们对毛泽民等人的思念,倾诉着对中华民族无限真切无限深沉的感情——

(朱旦华唱了起来,唱着唱着,眼泪流了下来。)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啊!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五千年的高龄,

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亿万年的伟业,

还要捐弃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壮志,

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

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萁相煎,

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

终叫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

用嗜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

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

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多么动人心魄的词句,每一个字都是痛苦咀嚼蹦出的心声。词作者就是分配在新疆学院任教务长的林基路,时年仅仅27岁。

《囚徒歌》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啊!没有纸,林基路利用监狱发的“洗脑”书的空隙;没有笔,林基路利用监狱发的香头烧黑作笔;没有桌子,林基路就伏在土炕上写。有时受刑回来,来不及擦干血迹,想到一句便拿起香头记下来。就这样,林基路以坚强的毅力,在敌人的皮鞭和咆哮声中,完成着这气壮山河的诗句。

在林基路被敌人押走时,他将《囚徒歌》和《思夫曲》这两首歌的歌词交给了原同一个号子的陈谷音。陈谷音双手颤颤地接住了这份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歌词。陈谷音是四川人。年轻时曾从重庆到上海学音乐,后来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和“天明歌咏团”工作。陈谷音到延安学习后,被派到新疆工作,在新疆师范学院当音乐教师。1943年2月6日,他和林基路等人一道被捕入狱,关在同一个号子里,他亲眼看见林基路在狱中怎样和敌人斗争,怎样创作这悲壮的诗篇。《囚徒歌》气势磅礴、炽热深情的诗句,像一把熊熊的火炬,点燃了他沸腾的热血。立刻,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组强烈的音符。他把对烈士的怀念、斗争的决心、必胜的信念和炽热的感情全部融化到悲壮的音符中。陈谷音利用敌人每天给男牢点一支香的断香头,写下了《囚徒歌》的曲谱。

歌曲谱成后,大家用香头,废牙粉盒的铁皮蘸着煤烟水,抄在敌人发给的书页的空隙中。再通过各种秘密联系渠道,将《囚徒歌》传播开来。

就这样,《囚徒歌》传到女牢。我唱着那深沉的旋律,对毛泽民的思念更深更远。

毛泽民惨烈牺牲真相[8]

笔者:在新疆监狱,您一直不知道毛泽民的音讯?

朱旦华:不知道,敌人毒打逼供毛泽民的具体情况,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新疆公安局档案中看到的。

笔者: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至今保留了1943年5月5日下午2~7时毛泽民的“口供笔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问:你表明立场!

答: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否?

答: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因为是个人信仰问题,如蒋委员长信仰上帝一样。

问:你究竟愿意脱离共产党员否?

答:我不脱离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是合法的。

问:共产党是不符合国情的!

答:我认为共产主义是合乎国情的!

问:共产党要有与国家民族不利的事,你脱离党否?

答:绝对没有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边区政府是国民政府承认的,中央还派员到延安,我认为边区政府是合法的。延安是抗战的……

5月6日下午2时,再次审问毛泽民。

问:你所说的拥护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怎么说得通?

答:不仅说得通,理论亦说得通,三民主义最后目的要世界大同……现在,三民主义是领导抗日建国的,所以我拥护。

问:共产主义的路行不通,违反中国历史!

答:共产主义不仅不违反中国历史,而且是中国现在历史的产物。

朱旦华:在敌人频繁的审问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符合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矛盾问题。敌人妄图以此为突破口,动摇毛泽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达到他们攻击共产主义、诬蔑共产党反对三民主义的目的。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一次次都落空了。

对方拿出了最后一招,他们模仿毛泽民的笔迹伪造供词,对毛泽民施以连续七天七夜严刑拷打、不让合眼的车轮战术,企图在毛泽民精神疲惫虚幻时,诱使他上当签字。可毛泽民真是一个铁汉子,他打死不签字,困死不签字,任什么花招,就是不签字!(毛泽民生前不签字,可死后有人伪造毛泽民笔迹签字。所谓毛泽民自首书在台湾堂而皇之登了出来。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也有真签了字的。同时被关押的徐梦秋、潘同、刘希平等人当了叛徒,并替敌人去与毛泽民“对质”,遭到毛泽民的痛骂。这些叛徒很快就连同家属一起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获得可耻的自由。)

这一下,敌人无招了!盛世才怀着对蒋介石的无限希望,1943年9月27日深夜,奉命在迪化小南门用绳索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为了向蒋介石邀功,盛世才拍下了毛泽民遗体的照片。

女牢“儿歌联唱”[9]

笔者:毛泽民牺牲的消息,当时在监狱里听说了吗?

朱旦华:在监狱一直不能确定。有的同志可能为了安慰我,1944年还说在新疆医院看到毛泽民的背影。我的心里一直感到毛泽民还活着。

小远新在监牢里一天天长大了。他是在一种怎么样困苦的条件下,从两岁长到五岁。四周高高的砖墙遮住视线,牢房朝北,孩子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冬天,北风怒号,新疆的雪啊,下得格外大,一片片从房顶的瓦缝里飘落在小远新身上,孩子总是不吭声地依偎我的身旁,问“妈妈,爸爸房里也下雪吗?”牢里一年四季每天吃两个黑馍,又霉又硬还掺了沙子,叫小孩子怎么下咽呢?可远新从小就能吃苦。冷饿病痛,从不跟母亲撒娇,小小的年纪懂事得让人心疼。

在女牢里,除远新外,和妈妈一起坐牢的还有25个孩子。刘思齐12岁,当时最大;邵华(安安)九岁,其余3~9岁的孩子还有十个。剩下12个都是在狱中出生的。孩子的妈妈和难友们纷纷给他们起了别有意义的名字,以纪念这段特别的日子。方志纯与娄曼文的女儿叫“囹子”,囹圄之子也;林基路与陈菌素的女儿叫“阿霉”,喂养霉馍长大的孩子;陈谷音的女孩叫“苦苦”,生下来就在监狱,苦里生,苦里长,一苦再苦,苦苦;吉合的女儿叫“新狱”,新疆监狱的产儿;郝冰清的女孩叫“砖头”;谢江庭的男孩叫“铁如”,党代表陈潭秋与王韵雪的儿子叫“楚三”,大家一定记得司马迁笔下记载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名句吧!……孩子们的名字都是精心取的,体现了女战友的革命斗志和复仇决心。

这些女牢出生的孩子,都没见过爸爸,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样子。说起来真叫人心酸啊,马殊的小女儿苏苏,只知道大家都称她爸爸“小马”,谁要谈论小马,她就以为讲的是她爸爸。有一次,一匹小马拉着马车给监狱送水来了,一个女友高叫孩子们来看,说:“小马来了!”苏苏一听,忙扯着妈妈的衣服,兴奋地说:“妈妈,爸爸来了,”妈妈又好气又好笑,拉住苏苏大声说:“孩子,你爸爸是人,姓马,不是马!”苏苏眼睛睁得大大的,疑惑地说:“妈妈,这是你自己说的,我爸爸是小马嘛!”今天看来,这近于“红色幽默”,可它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新疆监狱。

监狱生活和卫生条件都很差,病魔经常缠住孩子们,监狱里的医生看病除给点阿司匹林药片外,别无他药。有一次,囹子因出麻疹发高烧,昏迷过去了,口吐白沫,狱医进来一看,照例大喊,“快拿阿司匹林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叫人气急交加,哭笑不得。以后狱友们忿忿地叫他“阿司匹林医生”。唉,在女牢里先后有两个小孩,有病因得不到医治死去了。

女牢通过绝食让狱方答应了“改善医疗生活待遇”、“举办少儿识字文化班”等要求。当年女牢绝食,小孩子是一起参加的。他们和妈妈一样,静静地躺在炕上,从早到晚,什么东西都不吃。狱方很是惊奇,没想到这些“小共党”、“小八路”也这样硬,最后被迫答应了女牢的要求。深夜,监狱送来了白米饭。胜利了,孩子们蹦蹦跳跳的,高兴极了。小远新捧着一碗白米饭,先递给了我。

不久女牢把孩子们编成大、小两班,由难友们轮流当老师,给孩子们讲抗日战争的故事,教唱救亡歌曲和自编的儿歌。儿歌,成了孩子们学文化的重要一课,也是和敌人战斗的新的武器。我当时是女牢党组织学干会负责人之一。女牢学干会先由张子意、谢良、杨锡光组成。他们被转押男牢后,改由我、沈谷南、伍乃茵、刘勉组成。我发挥了当过老师的特长,编写了不少孩子们喜欢的儿歌:

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

我要叫,我要叫,

光明就来到。

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吃得太不好,

我要下蛋,我要下蛋,

请你吃个饱。

孩子们想爸爸了,想叔叔们了,想延安了,我又编了一首《麻雀》的儿歌,教孩子们唱:

麻雀、麻雀,叽叽叫叫,

飞来飞去,飞到我们监牢。

飞过高墙,飞过树梢,

再飞到我爸爸住的监牢。

小麻雀,带信到,

小八路都很好,

请问你们大八路好不好?

爸爸回来把我抱上,

仔细瞧瞧,说我长得真好,

大叔回来送给我们

一包花生,还有一包葡萄,

好爸爸,好大叔,

亲一亲,抱一抱,

大家一起回延安真正好。

小远新最喜欢唱这首儿歌了。在牢里孩子们唱儿歌,也学写儿歌,学写字。牢里不可能有书桌、纸和笔。大家就把入狱时带进来的有限的一点生活必需品卖掉一些,买了纸笔供孩子们学习。孩子们都很懂事,知道每一张纸都来得不容易,从来都舍不得随便在纸上写画。一个生字,总是先在土地上用小棍画上多遍,然后工工整整写在纸上。远新小时候很喜欢写字,四岁时写的字就像小学生写的了。他把《麻雀》这首儿歌认真抄在纸上,问“妈妈,我写得好吗?”看着我点头,孩子兴奋地说:

“我留给爸爸看!”

小远新哪里会懂得新疆的局势是一变再变。

生死考验——朱旦华回忆毛泽民烈士

【注释】:

[1]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5~99页。

[2]2000年7月22日下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3]方志纯曾写过此事的回忆录。参见《回首当年—方志纯同志革命回忆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374~384页。

[4]2000年7月22日下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5]当时新疆学委会,相当于“中共新疆省委”,其五个成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徐梦秋、潘同。

[6]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柏南、刘希平的妻子依次为王韵雪、朱旦华、李玉南、刘晓雯、杨聪。

[7]2000年7月24日上午访谈(朱老停止打针,恢复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8]2000年7月24日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

[9]2000年7月24日上午访谈,地点在朱旦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