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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两个生日之二:1978年的故事

作者:bskjadmin       日期:2013-03-22 16: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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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欢迎西哈努克亲王


    1973年2月,邓小平返京,4月12日,在欢迎西哈努克的宴会上首次露面。这位“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的复出,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邓小平复出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时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实际主持了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他面对的是一个严重滑坡的国民经济。他上任伊始便大张其鼓地抓国民经济,把整顿的突破口选在“老、大、难”的铁路系统。当时铁路处于半瘫痪状态,货运量下降12%、重大事故是1965年文革前的9倍、机车完好率只有60%。

    邓小平对刚上任的铁道部长万里说:铁路实行统一管理,干部由铁道部统一任命;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对闹派性的,批评教育不改的要调离,不服的停发工资;违法的绳之以法。铁路系统形势迅速转好。到5月份,20个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同时,邓小平又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所有整顿都贯穿着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克服班子软、散、懒的原则。他还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这是毛泽东的指示。即第一,要学好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这三项指示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的纲。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十分满意。在1975年9月,他入院做最后一次手术时,躺在手术车上握着邓小平的手说:“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但这正是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的原因。毛泽东叫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的本意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破坏国民经济的。邓小平整顿的实质,便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1975年最后一个季度,当时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将撒手人间的康生,也在此时去最后一次见毛泽东,说:“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我斗胆说一句,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

    毛泽东想考验一下邓小平,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可是邓小平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制定这个决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不论魏晋”。

    于是他被第三次打倒。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但“反击右倾翻案风”极不得人心。1976年4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是一次以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为内容,实际是拥戴邓小平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据此解除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就向华国锋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用车将还在软禁中的邓小平接到他的住处。1976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

    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开国元勋和高级干部,强烈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的错误进行清理,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当时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左”的错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阻碍了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因为对邓小平的处分,是毛泽东定的。

    邓小平致华国锋和中央的信中,提出与“两个凡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要准确、完整的科学认识,要正确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华国锋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表示,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正式第三次复出。


    二、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人们又有了1949年解放了的感觉,自觉地敲锣打鼓上街庆祝胜利。但这时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接着便是反右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而收尾。我们整整失去了20年。

    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1974年至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大约损失1000亿元。1976年钢产量只有2043万吨,低于1971年的水平。1976年农村劳动力年均粮食产量974千克,比上年下降3.6%。一些地区,特别是云、贵、闽、浙等省,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十年内乱,工农业生产总值损失5000多亿元。

    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直接影响人民生活,城市住房极为紧张。全国粮、油、棉、布一律凭票供应。供应情况最好的地方,每月每人也只有半斤肉。农民人均年收入62.8元。城市职工年工资平均605元,比1965年还下降20元。城市人均住房从1952年的4.3平米减到3.6平米。有28%的群众生活在低保线下。

    1955年,中国的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78年后这一比例下降到2.5%。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大体和日本相当,但到1978年后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
经济总量GDP(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3624亿人民币,不知道这个数是多是少,可参照2006年,这一年GDP总量已达20万亿,是1978年的55倍。

    最严重的是人口问题。毛泽东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泽东时期,人口几乎增加一倍,达到10亿。它成倍地缩小了生产成果。这是一笔极沉重的遗产,是任何当政者不得不首先考虑的问题。

    1978年前的20年,统计数字也是增长的。主要是靠增加资源投入而增长的,而资源开采和利用效率却极低。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值超出了产品本身的价格。

    80年代,作家蒋子龙写了篇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主人公的一席话表现了那个时候忧国忧民的先进分子的焦虑。他说:“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前一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

    乔厂长的情绪,是一种可贵的情绪。对上对下都后一种激励作用。但是光有这种焦燥是不够的,1979年中国高层的部分领导,便产生了一种“洋冒进”的计划。


    三、“十个大庆”

    有人分析,在中国为什么会长期犯“左”的错误,是因为相信阶级斗争能推进经济建设,企图以更高的速度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1978年,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2月份召开的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报告和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要求等到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农业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高速化;各项经济指标要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工业总产值每年增10%以上,到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120个大型项目、10个钢铁基地、10个大油气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

    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各部门也纷纷提出了本部门的指标。如拿下20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这有点像“大跃进”时“亩产万斤粮”似的痴人说梦。实际上至到20年后也才只有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庆,钢产量也刚刚突破1亿吨。这还是令全世界瞠目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调整发展的结果。

    1978年的跃进计划,有个新特点,就是引进的先进设备过多,所以加了个“洋”字。过多引进设备与我国当时外汇支付能力不相适应。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项目的引进需资金5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支付能力,结果只签了一部分。

    到1978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都发生了很大的不平衡。从基建投资看,轻工业只占5.8%,重工业占48.7%,使日用品匮乏情况加剧。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31.5%占了当年财政收入的40.7%。重生产、轻生活,生产性投资占82.6%。老百姓企望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这种“左”倾发热症,给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困难。


    四、科学的春天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便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处入手呢?我想要从科学技术入手,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

    但在当时,有毛泽东圈阅的“两个估计”,还像阴云一样,照在知识分子头上。所谓“两个估计”是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也包括科技战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7年8月,全国各地33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汇聚北京,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科学家和教授们畅所欲言。控诉了“四人帮”迫害科教人员的同时,针对“两个估计”集中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十七年教育(指1949年至文革开始)究竟是黑线还是红线?

    8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讲话。他说,无论从事科研的,还是从事教育的,都是劳动者,是脑力劳动者。

    在谈到科研工作时,邓小平说,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精力放到科研上去。“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之后,他又对教育部长刘西尧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后台,其实那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即认定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1978年3月18日,包括台湾在内的5586名代表,参加了科学大会。还活着的117名院士全部出席了大会。

    召开科学大会的消息传到老科学院长郭沫若那里。他已经不能站立,在床上躺了很久的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要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不准,他说:“我是科学院的院长,我一定要去。”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央领导和医生同意他出席半小时开幕式。18日下午,在宣布开幕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们的老院长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了主席台,科学家们非常激动。

    开会前准备讲稿时,郭沫若在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稿准备叫徐迟写。这是出于诗人之间心心相通的考虑。写好了之后才发现,诗味太浓,不适于作书面总结,又改叫胡平写。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科学的春天》。文章以满腔热情歌颂科学春天的到来。
郭沫若本人没能参加闭幕式,讲稿是别人代读的。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稿是中科院政策局局长吴明瑜起草的。20年后,吴明瑜加忆道:“在熟悉邓小平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小平1977年5月12日和8月8日的讲话精神,我和林自新很快就把稿子写完了。方毅通过了,邓小平也通过了。可是送到政治局讨论时,却遇到了麻烦!分管宣传的副主席劈头盖脸地把稿子批了一通。他说:‘我看这稿子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讲了那么多观点。你们为什么不引用?毛主席讲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你们为什么不讲?’。”

    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是吴冷西打来的,找方毅,他对稿子提了两条意见:一条是建议有一处标点符号得修正一下;一条是建议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有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方毅召集我们开会讨论,研究怎么办。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坚决不能改。”

    “尽管方毅和大家讨论的结果如此,但我们仍把情况真实地反映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的答复使我们极受鼓舞:‘标点符号可以改,内容不可以改!’”

    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的讲话,澄清了十年来两个是非颠倒的问题。第一,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二,承认中国的科学技术队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的讲话,道出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会议气氛极为热烈,许多与会的老科学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闭幕式上,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他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那种情景,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他写道“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多少个科学家在身受重重迫害的时候,坚强不屈的品格使他没有流下一滴泪,然而在这位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老科学家热情澎湃的感召下,他们热泪盈眶,春雷般的掌声久久地回旋在大会堂的上空。

    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获得国家发明创造奖的项目642项,比前20年的总数还多。中断12年的研究生制度也得到恢复。1981年正式实行学位制度,招收建国以来首批博士研究生。


    五、思想解放与文艺新潮

    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人们,带着创伤思考人生。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人们久已憋在心中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出来,文艺界这个思想的前哨阵地,立刻出现了千帆竞渡的局面。

    70年代末、80年代初,“谁也读不懂”的朦胧诗登上了中国诗坛。他们从现代迷信的迷雾中走出来,用怀疑的眼光看历史和现实。他们唱道:“一切都是命运 / 一切都是烟云 / 一切都是没有结果的开始 /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 。”(北岛)
    这些诗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的苦闷、和思考和叛逆。这样的诗与文革时期的“小靳庄诗歌”相比,前者只是一种政治口号,后者才称得上是言志、言情的诗。但是这些诗的骤然出现,使一些习惯于传统诗歌的人大为恼火,说这些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来看去漆黑一片”、“最好的办法是不看”。朦胧诗的支持者却说“讲道理的诗才要人懂”、“要想象诗中的画面,感受其中孕育的情感”。

    这个时期文坛上出现了“伤痕文学”。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了小说《伤痕》。《伤痕》通过插队青年王晓华与其母亲骨肉分离的遭遇,揭露了极左路线给青年人造成的伤害。之后,又有《爱情的位置》、《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远方的树》、《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相继问世。

    “伤痕”文学引起轰动,是当时青年人街谈巷议的主题。“伤痕文学”的主题是揭露和抗议文革的极左路线对人的戕害,以及青年人的苦闷与迷茫。
    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以“伤痕”为内容的小说,逐渐让位给对时代追踪、对人物心理剖析的新文学。

    1978年必须提到的是文革时传抄本小说公开出版。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传抄最广的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内容是描写知识分子事业、感情的纠葛。写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974年姚文元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并下令追查。张扬被查获后,关进了监狱。

    在话剧界,1978年初、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未平反、宗福先就创作了《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描写了干部梅林和何是非两家的关系,再现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梅林的儿子欧阳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勇士,是被“四人帮”通缉的现形反革命分子。梅林虽是何是非的恩人,可何是非却昧着良心,诬陷梅林一家人。

    《于无声处》是极富感染的,又是极现实、极尖锐的政治剧,是在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争论中公演的,是思想解放的产物。陈云在中央全会上说这出话剧深受群众欢迎,以此支持自己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政治观点。

    不久,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公演,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

    在美术界,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出现。正如他们的宣言所说“严酷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威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

    这些画与文学作品一样,都带点“伤痕”特点。罗中立、雷虹的《孤儿》,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等。这些画的作者,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切肤的感受才能打动观众。比起“四人帮”时的夸张的宣传画、神坛的祭品画和一切伪艺术,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艺术自身的价值。

    还有一些非常活跃的画社、研究会在各地办画展,给“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带来很大的视觉的冲击力。

    在音乐界更是令人眼花瞭乱。就歌曲而论,几十年中国的老百姓听惯了“高、快、响、硬”节奏分明的革命歌曲、语录歌。国门打开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以“低、慢、缓、软”为特点,像潮水般涌向大陆。使人们的耳朵一时适应不了,引起了强烈地反弹。

    歌名本身就不正经,什么《甜蜜蜜》、《给我爱》、《舍不得你走》全是情呀爱呀的,革命意志丧失殆尽。连音乐界也对一些流行歌手不懂乐谱、缺乏专业训练,却能大红大紫而撇嘴不止。批评的文章出现了“把原来可能是真实的情感夸张到了做作、虚伪的程度,在内容上故作呻吟、一唱三叹;在旋律上滥用装饰音和不合词意、不顾语言规律的跳跃;在演唱时又特别突出气声、假声、不合情理的变换和夸大的共鸣;在伴奏上常听到一些古怪的配气手法和音型,滥用滑、颤、摇等手法。”

    上海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在唱《向台湾亲人问候》和《窗前的灯光》时,运用了流行歌曲的滑音、装饰音的唱法,遭到了很重的批评。说她想当港台歌星,走上了歧途。有的还编造了她的艳史,又说她因“贩卖录音机”被捕。

    北京的李谷一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她的一曲《乡恋》受到了青年人的热烈欢迎。报纸上说这首歌是“黄色歌曲”、“格调低下”。她所在的单位领导,对她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这样下去,乐团的土壤就不适合她存在了。她应该找适合她发展的土壤。

    但听众是支持她的,她收到上千封的支持信。“他们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污蔑的最有力的否定!”

    终于,思想解放的潮流占了上风,原来有些古板的中老年人,在歌曲中找到他们的共鸣,找到他们逝去的年华。

    今天的中国,在大力发展严肃音乐、民族歌曲的同时,流行歌曲在乐坛上也有了它的位置。


    六、为右派、地富摘帽

    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斗争,使全国50多万人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绝大部分是真诚地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戴上帽子后,有的被劳改,有的被教养。有的被送到乡下去劳动,最轻的也是保留公职,以观后效。连他们的亲人在读书、参军、就业等方面也受到歧视。文化大革命时,这些右派又与地富反坏一样,被重新批斗。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批示指出:摘帽以后,不要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分子”,不得歧视他们。对他们的家属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招工等问题上,不应受到影响。

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社论说,在摘帽工作中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并再次重申要搞好右派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出路,要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

    这次才是真的摘掉了右派帽子,如果连同家属、亲属在内,解放的人数已近千万人。

    随后大批的“右派分子返回了工作岗位,有不少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右派中的大批人才,也终于能心情舒畅地为现代化建设做贡献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人民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生、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公安部领导在回答记者问时说,对于“极少数”的理解是从四类分子的整体来说的,就一个具体的地方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都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顾虑重重,怕这怕那。



    七、派留学生出国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有个讲话,提到派留学生出国时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要只派10个8个。要千方百计地加快步伐,路子才能越走越宽。要学人所长,不要怕。出去的管理也要改善,不要怕跟人家搞到一起,这样才能真学到东西。

    1978年7月6日,美国科学技术代表团由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的一行14人来到北京。中国方面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组团接待和会谈。方毅是位有远见的、力主改革的领导人。双方会谈进行了三天。中美双方取得了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13年后,当时参与谈判的美国第一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回忆说:“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对美国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事前,美方是准备在会谈中向中方要求互派留学生作为双方科技合作的一部分。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原来只是作为谈判的筹码之一。美方没有料到中方会如此积极迅速作出反应。在一天上午的会谈中,美方代表先发言,提出双方可以互派留学生。下午中方代表发言说,可以,并马上问你们能接纳多少人?”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大家都很兴奋,可那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是一个设想,没有具体的方案。美方代表立即在场下举行紧急磋商。来自美国航空、教育、农业、商业、卫生各界的代表团成员,开始估计在各自领域里能接纳的人数。之后美国代表团又把问题提了回去:你们计划派出多少?中方立即回答:500人怎么样?

    这次会谈,美方将中方同意向美国派留学生看作是此次访问的最大收获。美方又提出,考虑到中国教育现状,美国一些先进技术暂时无法在中国应用,同意一些社区大学也可以接纳中国留学生。中方答复是,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一流大学,学一流技术。这样的回答,叫美国人看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

    中国向美国派留学生,当时被认为是“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行例”,“使在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的一件事。

    12月16日首批50名留学生赶在中美正式建交前飞赴美国。当年我国向世界28个国家派出480名留学生。

    此后,派出国留学生已成汹涌澎湃之势。至1982年,我国已累计向国外派出留学人员12000人。

    在邓小平的决策下,这一举动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西方大量派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了人才的大量贮备,迅速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


    八、“两个凡是不行”

    “两个凡是”的提出,令当时还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感到深深的忧虑。除了前面提到的,他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外,在1977年3月份他便对来访的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同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这个时间的移到另外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又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说过‘凡是’”。

    在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前后,几位开国元老,对“两个凡是”也表了态。在理论上支持了即将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聂荣臻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徐向前也发表文章说:“我们决不可以向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陈云也发表文章说:“今天还有这样一些领导机关,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靠说假话办事的这种恶劣风气,至今在一些人中也还没有根除。”

    元老们的话,实际上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支持。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立场的人们的坚强后盾。


    九、敢立潮头的胡耀邦

    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政治报告中说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并说这种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并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因此党面临的任务不是反“左”,而是反右。这无异给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因此广大干部、群众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77年10月,中央央党校开学,叶剑英在讲话中要求党校负起研究九、十、十一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三次路线,实质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他说,如果理论不接受实践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根据叶帅的讲话精神,率领了教研组的同志,开展了讨论。他说,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理论……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他明确保证,这次研究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他的话激发了人们的热情,思想也变得活跃起来。

    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负责,指定孙长江起草有关实践标准的理论文章。1978年1月份,孙长江拿出了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第一稿,提出了研究工作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是应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为后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胡耀邦1915年11月生于湖南浏阳,十几岁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有名的红小鬼。曾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红三军十三团党支部书记、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川北军区政委、团中央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时受迫害。1977年3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2月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他心直口快,干劲十足,作风朴实,说话有很大的鼓动性。


    十、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7年末到1978年上半年,有三个地方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这个主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请哲学家邢贲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南京的胡福明已经写成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还有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写的文章,上一个故事里已经提到了。

    胡福明的文章于1977后9月寄给了《光明日报》但几个月了没有回音。其实《光明日报》是打算在哲学专刊登这篇稿子,已由编辑进行了五次修改。

    这时新上任的总编杨西光从中央党校结业归来,他看了这篇大样以后,感到主题很重要,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在党校学习时,在胡耀邦领导下参加过对吴江、孙长江文章的讨论,所以他通过中央党校的吴江等熟人约孙长江到《光明日报》来,帮他们修改、加工胡福明的文章。

    经过了多人反复的修改、加工,多次征求意见,最后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人不同意发表,原因是会引起想不到的后果。反驳他的人说,后果可以预想到,无非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反对。最后稿子拿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又提了两条修改意见。

    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十易其稿,历时七个月,始成定稿。

    写这篇文章初稿的胡福明,1935年7月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文革时被批斗、游街、扫厕所。写这篇文章时40来岁,他后来任省委党校的校长。他回忆说:“……文章到了北京以后,经过许多同志的修改,不知道改了多少稿,其中有些修改我也参加了。应该说,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初稿写作受邓小平思想的启发,修改和发表靠胡耀邦同志的支持和审定。”

    他说:“我只是做了一些我应该作的工作。这是一件大事,希望你们把镜头对准其他同志。”

    1978年5月5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同日,胡耀邦请周扬到社科院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报告,开始了向“两个凡是”发起了理论上的冲击。

    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是特邀评论员。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的党报也随之转载。

    这篇文章分四个部分:
    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请读一读该文的精华:
    ——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一样。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
    ——(革命导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接受实践的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干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处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这篇文章,紧密地联系当前思想实际,具有强烈地现实性、针对性,明显地向“两个凡是”发起了猛烈地理论进攻。文章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引线,行文曲折、婉约会意,虽从头至尾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但却句句击中要害。


    十一、一石激起千重浪

    《标准》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纷纷发言、写信,要求按“实践标准”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有人不同意该文观点。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多年以后回忆说:
    文章发表当天下午,新华社将它向全国转播了。12日全国大报大多数加以刊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相互推荐、传阅,因为它说出了许多人多年想说而不能、不敢说的话。它明确告诉人们,凡经实践证明的错误,即使是最高领导人的错误也得纠正,因为这是马列主义原则,是毛泽东本人的一再教导。……然而,文章也引来一些人的不满和责难。我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文章播发的第二天,接到我的一位朋友的电话,对我进行劝告和批评。当时《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也接到一位要人的批评电话。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如下:一、文章是错误的,新华社不应转播,《人民日报》也不应刊载;二、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的思想,只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观点是片面的,理论上是错误的;三、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是严重的理论错误;四、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的争议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要修改的。
    5月17日,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并斥责登这篇文章的新闻单位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华国峰从朝鲜回来后,也感到事态严重,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了情况后,再做结论。并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不表态”、“不介入”。    

    在《标准》一文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以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毅然顶着风险出来说话了。

    5月19日,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5月30日,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他又有针对性地说: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又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有的人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

    邓小平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一版的通栏标题“邓副主席讲话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对邓小平讲话作了报导。


    十二、斗争白热化

    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的领导,召开中宣部和中直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对《标准》进行批评,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胡在报上发表文章要注意。他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

    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省市负责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介入、不表态,还批评了一些已表态的负责人。

    7月21日,邓小平与中宣部长谈话,指出:你不要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但宣传部长到东北三省时却说,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并暗示大家有人要砍旗。

    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视察,沿途大讲思想解放问题。再次批评“两个凡是”,他说,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
    胡耀邦并没有退缩,他组织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继续写文章,继续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反驳种种对《标准》一文的刁难。

    在他的指示下,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文。文章说,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其他怪论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文章尖锐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之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的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当时《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已经不能再发表这样的文章了。文章便送到了《解放军报》编辑部。6月18日,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审阅了这篇文章。罗大将直接与胡耀邦通了几次电话,表示对这场斗争的支持。文章发表后不久,他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我愿意领受四十大板。

    不幸的是他在联邦德国治病,竟一去未返。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在为真理而奋斗。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之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

    7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从理论上支持《标准》一文。

    至关重要的是从8月到11月各省自治区负责人和各军区负责人,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汪锋、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杨易辰之后,纷纷表态,公开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诸侯”的支持,表明这已不仅是一个学术观点问题了,已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态度了。

    在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红旗》杂志一直保持着沉默。因为有人打了招呼“要一花独放,不参与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8月《红旗》约谭震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的文章。谭震林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元老,在党内外有很高威望。

    10月,谭震林将文章送到《红旗》杂志编辑部。总编看到文章第四部分讲是有关真理标准问题,想删掉这部分内容同谭震林联系。谭震林对转述人明确表示:观点不能动。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

    于是文章被送到中央。这时各省市军区已经表态,《红旗》不介入已经十分被动了。所以华国锋同意《红旗》刊发谭文。邓小平批语中有“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的话。李先念也批道:“《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被动了。”

    1978年12期《红旗》刊载了谭震林的文章。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清算“四人帮”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启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的思考,推动了纠正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推动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十三、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粉碎“四人帮”之后,受害者及其亲人急切盼望平反冤假错案,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打破裹足不前好人受屈的局面,调动起人的积极性来。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是文革时期被康生派往中组部的。他对上访者冷若冰霜。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著名书法家舒同,前往组织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竟被他拒之门外,告诉舒同“从哪来的回哪去!”在郭玉峰看来,这些案子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

    郭玉峰的恶劣行为激怒了大批老干部,他们写大字报,贴满了中组部大楼。郭玉峰说《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颠倒过来》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发的,是胡耀邦支持的,他叫人将大字报撕下来送到《人民日报》社和胡耀邦家里。

    胡耀邦看了这些大字报,激动地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决定反击。组织人力,又写出一篇文章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他又建议《人民日报》将这些大字报整理出来,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发表,报送中央。大字报整理出来后以《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在内参上发表。

    中央领导研究,撤销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的职务。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三人力荐胡耀邦任组织部长。

    1977年12月15日,中央组织部办公大楼前的院子里鞭炮齐鸣,中组部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胡耀邦就任组织部长。这时他还兼着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职务。胡耀邦只带秘书梁金泉一个人来上任。他的就职演说简明扼要,却叫人激动不已。

    一、应把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要改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四难”衙门作风;
    二、今后凡是挨整受压的老干部找我,一律不准阻拦。凡是写着“胡耀邦亲收”的来信,一律直接交我本人,不许扣压,不需代劳处理。

    胡耀邦上任以后,专门成立了“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上访老干部。每天来中组部上访的人达百人之多。全国各地寄往中组部的信件,每月多达6麻袋。

    胡耀邦在复出工作之后,先是在党校抓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接着又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大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十四、曾志的回忆

    曾志同志在1998年《中华儿女》上撰文回忆道: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次会议是耀邦同志刚到中组部时向中央建议举行的。耀邦同志非常重视这次讲话,他请来政研室和审干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有人提出耀邦同志最好不要去参加这次会,理由是:人家要找你的碴儿,你还送上门去?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我们要永远记住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对耀邦同志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可能引发一场不小的争论。他在起草过程中,昼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无懈可击。耀邦同志接过稿子过目后,仍然觉得不理想。他又叫几位同志到他家起研究改写。那天他坐着小木板凳,伏在客厅的茶几上,亲自执笔,边议边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就是在这篇稿子里耀邦同志提出了“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级组织搞的,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就是有名的“两个不管”)

    当修改过的讲话稿送审时,“两个不管”这段话被删去了。但耀邦同志9月20日在会上正式讲话时,还是顶住压力讲了。……

    9月25日,有人问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耀邦同志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也应该平反改正。”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不妥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反?”耀邦同志即刻顶了回去:“国民党统治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被平掉了嘛!”对方被驳得哑口无言。

    耀邦同志这一颇具匠心的名言,很快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成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锐利武器。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将“两个不管”吸收进去,成为党的法规。

    新华社记者戴煌记录过很多胡耀邦拨乱反正方面的故事。其中有一则说的是: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家门前。他向守门人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耀邦卧室。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凌晨二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匆匆地脚步声,他便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裤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时被迫害,活活被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听后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是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洗脸,带着朱鸿翔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在等候了。耀邦请他们在长餐桌两旁坐好。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转身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声答应“好好好”,耀邦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饭碗,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耀邦与他们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苏冤案彻底平反。


    十五、刮起中国开放旋风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二战时期日本是战败国,二战后经济濒临崩溃。但二十年后,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邓小平到日本后,受到了日本首相和参众两院的热烈欢迎。24日参观日产公司的工厂。看到了车体工厂和组装工厂。在车体工厂48个机器人依次焊接车体,自动化程度达96%。在组装工厂,传送带以每分钟2.1米的运行速度进行组装。这个厂的汽车产量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产量的几十倍。

    参观结束后,他对日本经团联合长士光敏夫说:“中国荒废了十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又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20年。”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发展时,常以日本为例,强调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

    1979年1月,邓小平又飞往大洋彼岸访问美国。

    1978年7月,中美双方开始建交谈判,经双方协商,于1978年12月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决定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建立外交关系。并约定1979年元月中国领导人在建交时访美。

    邓小平访美,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这个国家。美国总统卡特破例以国家元首礼仪接待这位副总理。

    邓小平在欢迎仪式上高度评价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随后说:“世界人民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访美,引起美国轰动。电视网黄金时间完全成了“邓小平时间”。

    邓小平在美期间,参观了许多科研单位,并签订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协定和文化协定。两国在高能物理、教育、农业、空间合作方面都达成了谅解换文,大大地推动了中美之间的了解与合作。

    中美建交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奠定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也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秩序,从此世界不安定因素逐渐削弱,和平因素不断加强。中日、中美改善关系,使我国现代化有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加快了中国四化进程。


    十六、准备会开了36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各机关、各省市各大军区负责人,共212人。分成六个大组,并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会议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实现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重点转移大家都同意,但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有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希望在不纠正“左倾”错误、不批判文化大革命、不平反冤假错案、不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点转移。

    在11日的会上,谭震林发言,大胆提出如果不认真对待历史问题,转移只是一句空话。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必须首先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提出,安定团结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事,应首先解决一些影响大、涉及面广重大遗留问题。他举出了六个重大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组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1941年也有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经审查应恢复党籍的决定。中央应承认这两个决定。对文革中定为叛徒的,给予复查;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现在或被定为叛徒或虽过组织生活,仍留着一个“尾巴”,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四、彭德怀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关于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关于康生,中央应在适当会议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接着又有王首道、康克清、肖克等同志提出一些问题,要求在三中全会前必先解决,给予平反。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决定: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历史上有过错误,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应予以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定为阴谋反党,是不对的,应予以平反。
    八、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决定由地方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根据会议进展情况,政治局常委决定,应放手叫大家讲话。所以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指出“两个凡是”是背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照“两个凡是”的主张办事,许多过去遗留的重大问题就不能解决,大批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果真这样,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能进行经济建设吗?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闭幕,邓小平讲了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号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以后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十七、伟大的转折

    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委员112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22日晚通过了公报。公报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开始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

    全会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定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指导方针。

    三中全会作出了重要的机构和人事变动的决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以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为重要成员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任务,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他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当然还要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邓小平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新时期新道路的开辟过程中历史形成的。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当之无愧的“领班人”。

    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它从要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三大转变: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二、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三是实现了从封闭和固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


    十八、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这话是万里在安徽怀宁县一家农户的破房子里,对一位农民说的。这位被誉为“安全正点万里行”的原铁道部长,1977年6月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两年,但“左”倾的政策在安徽基本没有被触动。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十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左右勉强维持温饱,人均年生活费低于60元的占67%,40元以下的占20%。生产上强迫命令,瞎指挥相当严重。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4角钱,少的只有几分钱。社员说:“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力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出勤不出力,一天农活三天干不完。有句顺口溜,形象的反映了这种情况:“头遍哨子不买帐,二遍哨子伸手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只好用抓阄办法解决,抓到大鬼的当队长,抓到小鬼的当副队长。

    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学大寨、实现农业现代化,统统都是空话。

    据周日礼回忆: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腰颤抖着缓缓站起来。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竞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万里又到另一农户家,看到了两个赤身的女孩,坐在灶堂内取暖。这时万里已经泪流满面。他沉痛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贡献啊!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我们解放后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竞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岁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当年9月,安徽省召开农村政策座谈会,充分揭露了农村“左倾”的现象。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安徽6条》。11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

    《安徽6条》主要内容是:根据农活不同,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6条在今天看来,不但太普通、太理所当然,而且有些保守。但在30年前,6条的规定都触犯了原则问题。6条突破了长期无人逾越的禁区。这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仍像乌云一样罩在人们头上的时候,在邓小平“实事求是,尊重农民意愿”的思想指引下,吹响了向“两个凡是”发起进攻的号角。

    不久,赵紫阳任第一书记的四川省,也制定了与安徽相应的12条。


    十九、小岗分田引风波

    安徽省凤阳县曾经出了个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它又是有名的凤阳花鼓的故乡,同时它还因农民四处讨饭而闻名全国。凤阳人唱着: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达二三万人,全县人口骤减十万。梨园公社有个小岗村,最好的年景每人每天7两粮食,收入0.11元。最差的一年每人每天2.8两粮食,收入0.04元。

    1979年12月,正是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一天夜里,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户农民,聚在一间屋子里,神情严峻的在一纸契约上签名。契约原文如下: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下面是每个人的名字,名字上都有一片血印,其中17个指印,三方图章。

    现在,这个契约作为中国当代珍贵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号为GB54563。

    这是个惊天动地之举,因为它是反对毛主席判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背叛。签约的农民,也深知这事的厉害,甚至对“后事”都做了安排。

    这样的事是有血的教训的。1955年搞合作化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合作化不要一哄而上,要实事求是地发展,可以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受到毛泽东批评。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区书记会上公开说邓子恢“像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和邓子恢之间发生了“一场很大的辩论”,说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从此邓子恢成了众矢之的。经过了无数的折磨之后,默默地死去。

    1957年,浙江永嘉县农委书记李云河,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因为他支持包产到户。李被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导致农村饿死大量人口。这种情况下,包产到户在农村又悄然流行起来,并且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田家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就是在这时候说的。毛主席在62年政治局会上对刘少奇等人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他又说:“这股风来自党内。”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并由此提出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田家英被逼至死。邓小平被打倒。他们的罪名之一便是:提倡三自一包。

    由于大胆撰文支持包产到户而被称为“浙江三杰”的杨木水被判刑,冯志来被押解回乡,劳动改造,陈新宇被7次抄家,120次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张“两个凡是”包产到户是毛主席批判过的,当然还要继续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大二公”是他们必须要坚守的阵地。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说,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正是针对 “三自一包”的。

    1978年秋,《安徽6条》出台之后,万里曾向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汇报,痛陈农民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毫无自主权的体制下的贫困和绝望,提出建立责任田,但华国锋不同意,他认为,要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振兴农村。但万里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和叶剑英的支持。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放宽了农业政策,但仍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这一方面是因为“凡是派”还在当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上上下下的干部,对“包产到户”还是心有余悸的。而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已产生了习惯性的适应。到了1979年10月,三中全会这个文件的定本,将“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删去,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虽有松动,但仍未开口。

    小岗分田,应当说是“安徽6条”催生的结果。小岗的经验没人总结,没人宣传,却在人群中不胫而走。特别是在那些穷困的社队中很快便传开了。尽管公社三令五申,不准包干到户,有的地方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鸡叫就下地种麦了。

    至1979年春,各地不少农民把公社的土地重新划分,包产到组。春播时,全国已有200万个村的3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行动。

    小岗虽未遭到60年代那样的扼杀和制裁,但也受到了围攻。围攻主要来自干部,有的省委书记说,必须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的说,我们是坚持学大寨的。没有人公开支持安徽,最大胆的也只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试。

    安徽实行包产,也冲击了邻近的省,农民都要求分田到户,干部便站出来指责安徽。有的省负责人宣称他要“保持晚节”。并在省界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抵制安徽单干风!”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决不能倒退回去,要求《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于是《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浩来信。张浩是甘肃档案局一名干部。他以激烈的措词,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组、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搞乱干部群众思想,给生产带来危害。

    立刻,有的县把已经分田到组的人又都合并起来,有的县立即停止了春耕,说:“报上又批评了,算啦,不干啦!”

    面对这种情况,万里头脑冷静,态度坚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应当在实践中相竞争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就是好办法。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安慰那些不知所措的人。又指示省委,组织人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文章。

    79年3月,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负责人到京开会。会后形成纪要,经中央同意,转发全国。会上有争论,甚至起草了两份纪要。农委一份、安徽一份。华国锋对两份稿子始终不表态。转发全国的会议纪要,精神还是“不许包产到户”“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

    同时,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不肯学大寨”,万里回答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四川省委也及时发出文件,稳定已经包产到组的承包形式,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十九、邓小平表态

    1979年4月,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梨园公社检查工作。到了小岗后,陈庭元向严宏昌(副队长,在单干协议上签字人之一):“为什么要分到户呢?现在可没这个政策啊!”严宏昌说:“陈书记,我们队在一起干了近30年,生产队从来没搞好过,最差的一年夏季,每人只吃到一斤半小麦。社员说,如今上面政策有点松了,我们分到户干,想找个门路,多收点粮食,也减少国家的麻烦。”

    在地头陈庭元见花生长势好,听严宏昌说今年产量能顶过去5年。就对公社领导说,就让他们干一年试试吧。公社领导说,那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陈庭元说:“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就是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已经分开了,并起来不好打工分。就先让他们干着看看,上面不叫干再说。”

    就这样,凤阳采取了“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办法,将小岗保护下来。

    这一年小岗全队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66至1970五年产量总和。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吃返销,这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7倍多。社员还准备卖5000斤山芋干。油料统购任务为300斤,过去统计表上这一栏从来是空白,这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伤80多倍。小岗村从“讨饭村”一跃成为“冒尖村”。

    凤阳县1979年,由于搞了包产到组、到户,凤阳这年卖给国家粮食大约4450万斤,相当于过去26年卖给国家粮食的总和。

    实践的胜利和理论的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1980年春节前召开的农村工作会上,分歧仍很大,争论也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有位农业部门负责人说,社会主义应当包括公有制,按劳分配和集体劳动。包产到户当然不属于这个范畴;有的说,包产到户实质是单干;还有的说,这样下去,人心一散,各奔前程,社会主义就被破坏了。真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时,弄得各地干部表态时左右为难。后来万里回忆说,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中,明确地规定了“两个不准许”,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写进了宪法的。搞包产到户一是违犯了宪法,二是违背了三中全会规定。谁不害怕?有位省委书记说,当时的形势好比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万里到小岗视察,在严宏昌家开座谈会。万里问:“你们讲讲,什么样的生产责任制最好?”群众齐声说:“包到户最好。”

    万里在进行了认真调查后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再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们去打。”

    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单干,还批准了小岗经验可以学习。

    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在农村改革方面存在的重大思想分歧。他已意识到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中国改革大趋势。因此,他十分关注这场争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他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他还强调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邓小平的话,对于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推动农村改革,具有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据邓小平讲话精神,1980年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通知》,即75号文件。《通知》说: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这就打破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党和人群众中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1980年中国农村的粮食产量是:仍坚持人民公社的,产量不增不减;包产到组的地方增产10—20%;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30—50%。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包产到户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最后完全放开。这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意愿,逐步取得的成果。


    二十、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冤狱遍于国中。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17.5%,其中副部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这级干部75%。在文革前,甚至三四十年代,也有不少冤假错案。解放军系统的冤案有8万余人,1100人被迫害致死。教育系统有14.2万人受诬陷,中科院系统有5.3万人被诬陷。

    平反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便已开始,一些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如赵九章、熊庆来、周信芳、严凤英等,先后平反。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还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整个平反工作大体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为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彭德怀、陶铸平反。之后陆续为贺龙、陆定一、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萧劲光、萧华等同志平反。接着又为文革前受到错误批判的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平反。
    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0年初,十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恢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
    二、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或遭受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平反。其中有“中组部阎王殿”案、“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案,撤销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撤销1971年《对全国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凡是”》等。
    三、对全国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案件进行平反。包括武汉“七二0”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三家村冤案”、“新内人党”案等。
    四、为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案、错杀案改判或平反。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共判处死刑23921人,其中反革命罪10402人,冤杀、错杀相当严重。这次对反革命案全部复查、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实事求是地改判纠正。一批在文革中因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而被错杀的如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等得到平反昭雪。
    五、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著名人士平反。陆续平反的有翦伯赞、吴晗、马寅初、钱伟长等人。为45.4万名国民党起义人员落实政策。
    六、对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先后做出如下决定: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受株连的人平反;为潘汉年案平反等。还有为50年代归国后受迫害的科学家平反,对抗美援朝时被俘归来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以及对地下党问题中的错案、肃反、肃托时的错案进行平反。
    七、对外国专家在文革中被错误处理进行平反。据统计有411名外国专家曾以特务、间谍等罪名被拘捕、驱逐、软禁。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平反。

    到1982年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这次平反工作,工作量之大前所未有。需平反的冤假错案,涉及人口达1亿。在此期间,经中央批准的、影响较大的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案、错案。47万名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的无辜干部和群众得以解脱。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时已近1978年年尾,但在1987年仍有两个重大事件和案件得到平反。

    一个是天安门事件。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即1978年11月14日《北京日报》发布了北京市委的决定: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标题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紧接着《人民日报》连载了记者的长篇通讯。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前后,‘四人帮’及其心腹利用《人民日报》搞了许多假情况,造了许多谣言,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对导致天安门流血事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在(一九七六年)4月8日抛出了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歪曲事实、诬蔑群众、陷害邓小平,其后又利用这一事件,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现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人民日报》职工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也深感有责任把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

    天安门事件极其深刻地说明,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四•五运动”革命精神光照千秋,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前进。
    另一个平反的案件是为彭德怀、陶铸平反。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为彭德怀、陶铸平反。

    邓小平为彭德怀致悼词。悼词中指出:彭德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是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悼词中还说,彭德怀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德怀案的平反,意味着对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定性的否定。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开一个缺口。

    在为陶铸平反前的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分两天刊出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这封信以丰富的感情色彩揭露了林彪、“四人帮”迫害陶铸的罪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地反响。报社收到了几千封来信,强烈要求为陶铸平反。

    12月24日,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宣读陶铸的悼词。悼词指出,陶铸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悼词中恢复了陶铸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荣誉。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陶铸对党忠诚、无私无畏、襟怀坦白的高贵品质和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民主的工作作风。

    1978年末的平反工作,为此后三年迅速为冤假错案的平反开了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