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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

作者:张秀娟   文史纵横    日期:2012-12-24 20:37:33

    从1926年在广州商议开展革命斗争,到1976年同一年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世纪伟人合作共事50年。
    两位举世公认的天才,同为超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以不同的思维风格、处事方式,干着经天纬地之业,像珠联璧合,中轴齿轮,引动一个时代的潮流,创造出无数奇迹。
    他们的组合,是社会和时代的选择,得到亿万人民的认同。撼山易,撼“毛周体制”难!

    共同主张回击蒋介石
    
    1926年初,两位中共领导人、青年革命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广州。时值国民革命蓬勃发展,日益高涨。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忙于国民革命的政治宣传和农运工作。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等,主要从事军队政治工作。
    1926年3月蒋介石故意制造的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和大批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天,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赶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被蒋软禁一天。放出后,他立即到中共广东区委,与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商议,采取应变措施。
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在思考进攻对策。他到李富春住处商议,正巧周恩来稍后也来到这里。几人共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很大,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
    然而,这时全党还处在一个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对这个突然事变,毫无精神准备,也缺乏应付的经验。毛泽东、周恩来等商量出一致意见后,周恩来立即找苏联顾问研究,顾问季山嘉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当时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长布鲁诺夫害怕反击会影响中苏关系,并认为顾问团自身的工作有严重缺点,也主张对蒋介石让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则认为,事变同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因此,都没有采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确主张。
    在激烈紧张的政治斗争中,把握时机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同共产党分裂,挑起事变是带有某种试探性质的。事发后,蒋介石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缓和紧张局势,很快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还假惺惺地向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一面威胁、拉拢其他各军首领,使其由中立观望转到支持他。如果这时中央采纳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进行坚决回击,起码能够抑制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也很可能把蒋介石打下去,除去国共统一战线中的一大隐患。遗憾的是,这一时机被党内妥协的方针所丧失。仅仅过了两天,形势急剧恶化。在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的提案。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对此继续退让,3月29日中央发出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地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我们现在应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这个指令极其幼稚,令人哭笑不得。中央还派张国焘到广州监督执行,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此后,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相继撤出,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周为上级,毛为下级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1923年在中共三大时就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仅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到1928年中共六大时只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相当于11年前的职务,但还没有进入中央常委。值得幸庆的是,这期间,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则比较早地进入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周恩来1924年秋由法国回到中国,到1927年中共五届一中全会即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同年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历史是这样安排的:从大革命失败前夕到1931年底,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领导;从进入中央苏区直至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又是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在这7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两人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合作共事非常密切。周恩来作为上级领导,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尽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在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维护和保护毛泽东,体现了非常难能可贵的同志、战友情。
    1928年4月底,周恩来赴苏联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共六大,11月上旬回到上海。因当时强调工人成分而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后,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作为主要仲裁人,他采取了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红四军是毛泽东亲自组建和领导的,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一支工农革命军,曾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由于当时军队成员的主体来自农民,再加上常年游击战争环境的影响,部队内逐渐暴露出单纯的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已经开始妨碍党内正确决策的贯彻执行。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曾作过批评和纠正,但因战事频繁,无法从容解决。
    从1929年5月底开始,红四军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表面化了。在福建永定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前委成员就前委和军委的职权、军队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发生争执,意见未能统一,导致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执行,书记难以工作。6月8日,在上杭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书面意见,言辞激烈,表示“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客观地说,毛泽东的书面意见带有一定的情绪。会议没有就此表态,而是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毛泽东原打算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一些思想原则问题。不料,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当时称集权制)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并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于是,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
    周恩来得到情况报告后,采取分清是非、坚持原则、维护团结的态度,于8月2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红四军七大一些不恰当的做法提出批评,同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回答了红四军前委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信的最后,要求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应“一致地努力工作”。8月29日,周恩来等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从福建来上海的红四军代表陈毅汇报。之后,周恩来、李立三多次与陈毅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团结,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发出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该信分析了军阀混战的形势,对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及各项工作均作了指示。信中还指出了前委存在的问题,批评了朱、毛各自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及前委注意纠正。并要前委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完成红军所负的任务。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立即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并派专人将信送给毛泽东。对中央的处理意见,毛泽东是满意的。11月28日,他致信中央,报告他已“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成为军队建设、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从红四军内部争执不下演变到古田会议召开成功,历史就这样在曲折中走向辉煌。出现这一结果,毛泽东的作用固然是主要的,但也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处事得当分不开的。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开始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这条错误路线贯彻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和正确主张不断受到批评。同年11月初,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的名义,随后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被选为中革军委委员,实际上排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领导地位。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在实际工作中切身体会到“左”的错误给红军造成的损失,便有所抵制,采纳了不少毛泽东的意见,也受到临时中央的批评,说苏区中央局不认识采取进攻策略的重要,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指责他在苏区工作“不得力”。1932年7月,周恩来到前线主持战事,这是他第一次与毛泽东共同在前线指挥作战。他认为,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指挥作战不便,先后以联名和个人名义复电中央局,不赞成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坚持由毛泽东来担任,表示“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8月,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不仅为毛泽东力争,而且在军事决策上,非常尊重毛泽东,一切从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制订计划。对此,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极为不满,不久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即“宁都会议”。会议一开场气氛就极其紧张,在讨论红军应敌行动方针时,前方成员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决表示不同意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后方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火力最集中的是批评毛泽东,所谓“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指责毛泽东反对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薄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指责他在历次反“围剿”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后方成员就此提出采取组织措施,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竭力想扭转此举,他在发言中指出,后方有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出现这样的结局,对周恩来来说,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这次,尽管周恩来没能保住毛泽东的军权,但他的发言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会上对毛泽东的过火批评。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道别。毛泽东向他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周恩来为毛泽东的胸怀和气度所感动。 

    在历史转折关头
    
    历史走出误区需要等待,而等待是要付出代价的。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开始。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先以50万兵力进攻,形势十分严峻。11月20日,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蒋介石鉴于后院起火,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9个师转向福建讨伐。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早已被剥夺兵权、在后方工作的毛泽东敏锐地觉察这一战机,向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旋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在前线的周恩来,于事变发生的第4天,和朱德看准了战机,向赣东北根据地负责人发出指示,要他们采取扰敌、截敌行动。同时向中央局报告,要求以第三、第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敌部队。在这千钧一发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从战略和战术上提出打破“围剿”、扭转被动局面的对策,体现出他们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责任感、杰出的军事才能及超人的智慧和胆略。但是,博古等人一是用极左的观点否定福建人民政府的积极意义,二来怕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周的建议。中央局不仅不同意派兵东援19路军作战,反而将红军主力西调,终于丧失良机。周恩来对中央负责人的瞎指挥很愤怒,去电批评,结果被剥夺前线指挥权。1934年1月,他回到瑞金,不久被任命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至此,红军中最优秀的两位军事指挥家毛泽东、周恩来都离开了前线。这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极大不幸。
    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舍弃了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术,去同武器装备、人数占优势的强敌拼消耗。结果,敌人步步推进,红军在节节抵御中屡遭失败。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北面门户广昌失守,敌重兵压境,要想守住根据地已不太可能了。到了夏季,临时中央决定撤离,并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危难之际,博古、李德不得不启用周恩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由博、李、周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但政治、军事分别由博古、李德做主,周恩来只是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第五次反“围剿”终于失败。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撤离,实行战略大转移。 
    然而,历史并没有就此转机,革命事业还在往悬崖方向走去。长征之初,博古、李德继续瞎指挥,使红军在运动中丧失了一些有利战机。11月下旬至12月初,红军在敌重兵南北夹击下,被动地打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虽然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损失过半,机关、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面对军事上的重大失利,博古、李德唉声叹气,无计可施,依然坚持按原定计划沿湘桂边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红军的这个意图,沿线集结了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等候红军往口袋里钻,好一网打尽。“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左”倾领导者几乎将革命引入绝境。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出来说话了。他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的建议,如石破天惊,突然在人们面前摆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方向,一道出乎敌人意料的妙计,一条使红军脱离绝境的出路。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这时,博占、李德正对革命前景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
    从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到长征过湘江损兵折将,党和军队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越来越强烈。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和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在一个编队,他用大量的事实,精辟地分析,帮助他们认清了“左”倾错误的危害性。张闻天、王稼祥已开始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城,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战略行动的方针问题。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反对,再一次提出西进方向。王稼祥、张闻天均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态,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从这时起,周恩来完全甩开了“左”倾领导者,同毛泽东站在一起。这无疑是全局转变的一个先兆。
    博古、李德在通道会议后并没有放弃错误主张,红军西进途中,他们仍不断提出要改变方向,于是一路走一路吵,最高决策层出现这种混乱状态,对还处在敌人围追堵截中的红军命运无疑是险上加险。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次会议将西进的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因李德生病未出席,会后周恩来把决定译文送给他看。李德毫不尊重中共的最新决定,竟大发雷霆,蛮横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极为愤怒,拍了桌子,严厉批评李德,坚决维护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猴场召开会议。会上又一次肯定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否定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
    战略方针的无休止争论必须结束,时间不容等待,敌情不容等待,广大指战员的情绪不容等待,迅速摆脱险境、避免全军覆没则更不容等待,一切已到该是解决党和军队领导权的时候了。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长征以来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博古首先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客观困难。然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称“反报告”)。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的军事方针。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这个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经过3天讨论,会议最后做出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久,为避免贻误战机,中央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即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作战。 
    遵义会议的召开,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无疑是这次会议的灵魂,而周恩来则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这两位伟人的合作共事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