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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成为“四害”的麻雀翻案

作者:佚名   文史纵横    日期:2013-03-28 16: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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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资料图)


    麻雀如何成了“四害”

    1957年,全国曾经展开过一场向麻雀宣战的人民战争。这年的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的路线,可说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不论对于打右派还是打麻雀,这也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把反右派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说到了打麻雀。他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10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接着,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麻雀之所以入围“四害”,起因是这样的:
    1955年,毛泽东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钱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但就在几天后,毛泽东同14位省委书记商写了农业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自此,麻雀的噩梦开始了……
  
    大规模的捕杀

    北京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教授回忆,全民打麻雀那会儿,他还在北大念书。有一次,学校通知第二天停课,要求所有教职员工每人都准备一个脸盆或饭盒等能敲得响的工具,参加全市统一的轰麻雀运动。梁教授说,当时学历史的他和身边的人们,很少有什么动物保护概念,第二天便用饭勺敲着脸盆,同大家一起在校园内、在大街上轰麻雀。只要哪儿有麻雀落,大家就冲上去连喊带敲,非把那小家伙吓飞不可。交通警也参与了进来,一边指挥车辆不要撞到满街轰麻雀的市民,一边还得给大家指点麻雀逃跑的方向。平日里闲散惯了的麻雀,哪见过这种场面,惊魂未定地从一处逃过来,还没等歇脚就又被轰向了他方。不少麻雀慌乱中撞死在电线、墙壁、树干上,有的被“吓破了胆”在半空飞着飞着就垂直摔了下来,即使没被累死、吓死的麻雀,也都远远地逃到了山里,反正“除四害”运动后城里的麻雀是很少再能见到了。
    1958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对当时的打麻雀场面作了如下描述:
    19日清晨四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五时整,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不论是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都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三十辆摩托车四出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持歼灭麻雀。市、区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三十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九百六十六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四百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两千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五百一十二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三千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第二天《北京晚报》在显赫位置上还刊载了一首诗,《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烧。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这样一首气势汹汹的打油诗,它的作者竟是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其权威性、其号召力自不待言了。
    可悲的是,麻雀夭亡,虫灾浩荡,逼麻雀吐出了口粮,而真正的饥荒却开始了。
  
    中国科学家论麻雀

    1956年10月,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实验生物家朱洗首先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朱洗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它季节是有益的。”
    大多数科学家都建议,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希望政府考虑不要轰轰烈烈地搞运动。
    1957年10月,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
  
    “替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就在“麻雀战”轰轰烈烈的时候,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848个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冬天,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天养育幼雀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七八月间,幼雀长成,啄食庄稼;秋收以后主要吃农田剩谷和草籽。总之,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
    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没有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他仍然自信地认为,“消灭麻雀”的决策没有错,并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就在毛泽东说“麻雀还是要除”的时候.广大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也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斗胆提出: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1959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注:作为杭州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次年3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以这种方式,毛泽东终于为麻雀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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