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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作者:张秀娟   文史纵横    日期:2012-12-25 15:30:52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对坚持“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在西安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且通电全国,陈说“兵谏”原因,提出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形成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它的结局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的关系及中国抗战的前途。
    12月1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首先发言。他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确表示拥护。周恩来接着发言,作具体部署,提出要通过这次事变,推动、争取国民党内几派积极抗日;巩固西北三方的联合;要向全国各派解释清楚,西北这一行动是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来延安接。 
    12月15日清晨,天空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周恩来一行18人由保安骑马往延安进发,再从延安转乘飞机飞往西安。毛泽东等冒着大雪前来送行。毛泽东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表示对重任在肩的战友的信赖和期待。
    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多次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说明中共、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释蒋的条件,得到宋美龄、宋子文的认可。最后,周恩来单独会见蒋介石,向他说明中共抗日救国的国策及西安方面的意图。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他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惟一的出路。蒋介石当即向周恩来表示,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提出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红抗日等6项条件。
    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地离开住地,乘车直奔机场。在蒋、宋登机起飞时,他也登上飞机。杨虎城大为愕然。周恩来得到消息,乘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叹息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26日,蒋介石在洛阳作了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说张杨“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此次“勇于改过”。这篇“训词”于27日一发表,立即给西安事变的结果蒙上了一层阴影。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从保安、西安进行反击,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对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是接受了各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要求蒋“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的诺言”;周恩来则发表讲话,希望蒋介石、宋子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通电,要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11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指责其背信弃义,敦促其实现诺言;要蒋完成和平、统一、撤兵、释放张学良。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局面一直动荡不安,东北军中的过激分子企图用出兵打仗的办法救出张学良。2月2日上午王以哲将军突然被枪杀,过激分子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实行“兵谏”。周恩来处险不乱,严词训斥,击中了过激分子的要害,使几个过激的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倒在地,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极端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来到西安,一直战斗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中。他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力挽狂澜,坚定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为维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谈判、统战的前台与后台
    
    从1937年2月至8月,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与国民党进行了5次比较集中的谈判。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谈判过程屡生波折,充满艰难,但最终排除了重重障碍,取得了巨大成就。1937年8月中旬,国共双方谈判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这两个重要事件为标志,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
    这场持续7个月的国共谈判,是当时党的最主要的工作。毛泽东或单独或同张闻天等联名给周恩来的电报达40多封,及时向周告知中央的方针、策略、部署,指导和配合谈判工作的进行。同时,毛泽东还非常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题。在谈判开始前,本来按照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许诺,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但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周恩来接着再去,人身安全极成问题。毛泽东对此很谨慎,于1937年1月5日和6日连电中共代表团,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共第一次谈判定在西安。谈判1个多月后,情况比较正常,周恩来才离开西安到杭州与蒋介石直接会谈。
    1937年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停留3个星期后,于25日再次出发,转道西安南下会蒋。这天上午8时许,周恩来一行30多人包括两个警卫班乘坐一辆卡车启程,当行至距延安60华里的甘泉县境内的劳山脚下时,突然遭到当地一股200余人的土匪的袭击,十多名战士和随从人员当即牺牲在汽车上,司机也负伤不能开车。周恩来果断指挥车上人员迅速下来,一面还击,一面向右边密林深处转移。在激烈的战斗中又有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10余人牺牲。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内战危机。蒋介石又玩起和谈阴谋,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不会来的,这样就可以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也可以利用谈判的时间,部署内战。毛泽东、周恩来等早已识破了蒋介石的伎俩。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于28日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为千百万人所系念,周恩来对此慎之又慎,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叫警卫人员先到飞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登机后,他趁毛泽东向欢送的人们告别的时候,又亲自检查了一遍。他特别向警卫人员交待:“到重庆后,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到重庆后,国方安排毛泽东在国民党政府前主席林森公馆下榻。一到那里,周恩来特别交待警卫人员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检查到,看是否有炸弹和燃烧品等,一点也不能马虎。警卫人员检查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又亲自仔细检查,床上床下都看过,还摸摸枕头,在椅子上坐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指示警卫人员保证房间不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林森公馆住了两晚,毛泽东就移住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交待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安排毛泽东住在由他指定的二楼一个房间。即使是在自己人的住地,周恩来也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仍然亲自将所有的地方检查一遍。 
    “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决定返回延安。蒋介石要用他的专机送毛泽东,周恩来不能不考虑此行的安全问题。恰好这时蒋介石要张治中11日乘飞机去兰州。富有机智的周恩来立即不动声色地提出,请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延安后,再去兰州。于是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11日乘飞机平安地回到延安。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等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经过多次交换意见,于1946年1月5日就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达成一致协议。 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关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的办法、命令和声明,规定双方部队在1月13日午夜就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 国民党到6月下旬竟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召开,从而完全关闭谈判大门,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决策千里珠联璧合

    中央军委副主席、党内最早从事军事领导工作、身经百战的周恩来回到延安,对正在忙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对陕北发起重点进攻。3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搬到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在听取彭德怀关于延安南线情况汇报后,决定由彭德怀、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在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解放战争就是由这个精干的统帅部指挥的,而军事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毛是主帅,周是副帅。两人大体的分工是,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战略方针的决策、部署各野战军进行大的战役和各战场协同作战上,周恩来主要负责实施,同时兼管作战计划、后勤装备、情报侦破、策反敌军和军队编制、军事干部、军队政工、军事统战、白区武装斗争等工作。 
    下面仅举大决战的战例来说明:
    大决战,是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的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组成的。1948年夏,毛泽东开始运筹实施战略决战问题。到了秋季,战场上的变化已经显示出决战的可能,毛泽东以敏锐的目光捕捉战机,要求野战军指挥员“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与会者讨论后,周恩来就军事工作系统发言着重指出:从前两年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来看,充分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的总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周恩来阐述和发挥的全国解放战争大决战方略,就确定下来了。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开始部署、指挥这场空前的大决战。
    当时,他们都住在西柏坡,两人的院子靠得很近,天天见面。一旦有重要军情,随时交换意见。为了更好地协助毛泽东决策,周恩来除了掌握军委作战部的战情分析,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先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经过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由于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为了争取时间,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文先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就是这一封封电报,从千里之外,调动着百万雄师,相继在辽沈、淮海、平津广阔的战场上,与国民党精锐主力决战,定夺天下。
    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可以说,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村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无疑是这个历史奇迹的最主要的创造者。决战定乾坤。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不久,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横扫敌人。到1949年秋,新中国宣告诞生。

    “毛周体制”
    
    “毛周体制”,是指以毛泽东为主、周恩来为辅,毛周搭档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它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从此,毛泽东、周恩来以风雨不变的合作,领导共和国近27年。
    “毛周体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遵义会议。当时,在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内,周恩来位居毛泽东之前,毛是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是,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已被中央及全党全军所确认,毛泽东实际上居于核心地位。以后,又经过10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其间毛泽东的职位不断提高,而周恩来逐渐从实际和名义上都固定为毛泽东的助手。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建国前夕,毛泽东的这项提议,经向党内外各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一致赞同。“毛周体制”的形成,是党和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毛泽东、周恩来为同一时代的巨人,其智慧都是无量级的。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合作,搭配默契,除了本身在理想目标、意志品格、智慧悟性等基本处于同一境界外,还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个性、风格: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善于宏观思维,统揽全局,侧重于决策部署;周恩来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交际家,善于缜密思维,周全布置,侧重于贯彻实施。毛泽东为人不拘一格,思维活跃,激情澎湃,理想浪漫,富于挑战和创造;周恩来行事有条不紊,沉稳冷静,务实通达,儒雅谦和,能够举重若轻,讲究规范和制度。毛泽东、周恩来的这种不同之处恰好成为各自的优势互补,从而产生巨大的合力,使党和国家的生活既活跃又稳定,达到一种平衡。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周恩来轴心体制的运转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在中苏签约、抗美援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等历史事件中,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天才默契,为举世所惊叹,给人们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
    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毛泽东相继离世。“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毛泽东、周恩来长达50年的并肩战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合作,像一部史诗,翻动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岁月;他们的合作,以天下为公,无私无畏,崇高神圣;他们的合作,永远令人仰慕,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