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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的先驱邓子恢

作者:边 群   文史纵横    日期:2012-12-26 10:14:31

    邓子恢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为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令人尊敬,令人怀念。

    “按人平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中间不动、两头平”
    
    邓子恢1926年在江西崇义投身革命,因参加武装暴动失败被敌人通缉,秘密回到家乡。1927年,他领导农民发动了闽西武装暴动,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把土地以分为单位,依照“按人平均、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进行分配。当时有人主张对地主不分田或不分好田,邓子恢坚持地主也要分田,实行给出路的政策,这为当时的革命减少了不少阻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1946年4月,邓子恢被任命为华中分局书记,根据中央“五四”土改指示,他在土地改革实践中总结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分配理念。这里讲的“中间”是指中农和富裕中农,“两头”的一头是贫农,另一头是地主富农。这个理念有效地克服了土地改革中过“左”的行为,有力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邓子恢继1927年闽西土地分配原则之后的又一创造。
    1949年在解放战争决战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决议。会后,邓子恢被任命为中南区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他把中央会议精神、毛泽东的指示与中南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中南区党的工作重心仍“以农村为中心,城市工作以商业为中心”,这对经济恢复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邓子恢离开开封,接管武汉,开辟中南新天地。当时武汉金融、物价大波动,投机商利用银圆大搞投机活动,人心不安,财经工作十分艰难。武汉地处六省通衢,物价波动影响甚大。邓子恢当机立断,一方面抓紧筹措粮食投放市场,另一方面打击银圆投机活动,在第一个回合“银圆之战”、第二个回合“粮食和纱布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从此,武汉的金融、物价走向稳定,市场开始繁荣。

    毛泽东的合作社发展方针三字经“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中共中央在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经济任务加重,中共中央下决心把各中央局几个主要领导人调回中央。于是,邓子恢历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农村、农业、林业、水利。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刚开始,农业合作化正在起步。毛泽东在接见他的时候说:“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10年或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然而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很快,农村合作社的数量1953年为1.4万个,1954年春为11万个,1955年合作社则达到65万个。1955年5月,针对农业合作社出现的急躁冒失,毛泽东在听取邓子恢等人汇报工作时,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并当场与他们议定浙江、河北收缩一些,东北、华北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

    与毛泽东的“争论”
    
    1955年4月上旬到5月下旬,邓子恢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1956年秋收前全国发展到10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并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6月14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年春发展到100万个社后,关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自愿。”6月下旬,毛泽东外出视察回来,约邓子恢谈话,提出:下一年度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速度慢了,同现有65万个社相比,只增加35万个,可能需要增加到130万个,比原有65万个再增加一倍,新区应大发展,老区应再发展。邓子恢认为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好,新区只能小发展或适当发展,现在的危险不是慢,而是快,应稳步前进,提出巩固、控制发展,老区停止一年再说。为此双方发生争论。毛泽东问邓子恢说:“你在土地改革中那样坚决,不怕中农害怕,为什么搞合作化就不坚决了呢?”邓子恢说:  “农业合作化与土地改革不同,土地改革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动’,中农土地不动,不涉及经济利益问题;合作化则不同,这关系到他们的土地、牲口、农具,也关系到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农业合作社是中农、贫农的经济联盟,就是贫农的土地、劳力和中农的土地、劳力、牲口和农具的结合,没有中农参加不行。合则两利,不合则两伤。所以急了不行,急了他不来,合作化问题中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中农入社的问题。因此,要先示范后推广,和工业化相适应,循序渐进。”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谭震林、陈伯达。毛泽东重申自己的意见,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但邓子恢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才结束。
    浙江省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1954年秋收前为3000个,到1955年春发展到5.095万个,加上自发社4800个共达5.5万个,由于发展过快、过猛且多,出现了强迫命令等许多问题。有30%的农业社的农民产生消极情绪,突出表现在报资顶牛和破坏农具上,甚至有的杀猪宰羊、拉牛退社散伙的现象。邓子恢同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二办主任谭震林等同志于3月下旬帮助浙江省对农业社进行整顿,经过一个月的整顿,经浙江省省委书记江华同意,浙江的农业社减少到4万个,收缩1.5万个,被收缩的农业社都是不成熟的社,大部分转为了互助组。毛泽东察觉到浙江收缩农业社的情况后,于5月初警告邓子恢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检讨。”7月3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判邓子恢说:“浙江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右的错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中把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
    1955年7月,邓子恢受到批判后的一天,他召集部务会议,传达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精神。会上,邓子恢主动检讨了自己“对贫下中农合作化积极性认识不足的缺点”,有的同志向他提出:“为了几十万合作社,何必去冒政治风险?”邓子恢苦笑着说:“已不是几十万个合作社的问题了,而是办社容易,巩固难,办社还要不要讲条件?如果群众的觉悟水平达不到,干部的领导水平跟不上,合作社发展过快,势必影响农业生产下降,怎么能不讲清楚呢。”杜润生也说:“我是‘主犯’。”邓子恢立刻表示:“我不是‘阿斗’,我有自己的主见……谁能改变得了我的主见。我的责任不能推给杜润生。”他的这一席话,与会同志们听了深受感动。

    “要有‘蚂蚁’找‘蚂蚁’”
  
    1957年6月,全国掀起反“右派”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报了几个人的材料送邓子恢审批,邓子恢认为都够不上“右派”分子,没有批。对此,主持机关工作的同志着急地说:“偌大的一个机关,几百号人,一个‘右派’也没有,对上面恐怕交代不了。”邓子恢说:“我们不要和其他机关攀比,要有‘蚂蚁’找‘蚂蚁’,没有就不要硬去找,对不够条件的人不要轻易划‘右派’,能保下来都要保。”
    1959年8月底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到批判。当时邓子恢在大连养病,并不知道庐山会议发生的情况。陈云也在大连。8月初,陈云约邓子恢到他的住处看了庐山会议文件,邓子恢看后大惊。当时中办派飞机来大连接中央委员去庐山参加八中全会,陈云和邓子恢因病都没有去。9月初,邓子恢回到北京,他召集部务会议,主动检讨了自己存在的“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后,中直机关有的单位抓出若干个“右倾”分子,运动一开始,这些干部便首当其冲。主持机关工作的同志把内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材料送交他时,他说:“这些同志讲的事情都是客观存在,只是言辞过激了一点,我看发扬民主吧!上级有要求,但要实事求是嘛。”这样,这些干部就被保护过了关。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8年,“大跃进”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中央逐渐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刘少奇想到了邓子恢。9月初,刘少奇得知病休一年的邓子恢病情有所好转,立即召见他,问了病情后就问他说:“近年来农村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很严重,中央正考虑解决农村中的问题,把农民的情绪赶快稳定下来。希望你到农村去作些调查,了解真实情况,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理出一个规范条例供中央决策。”邓子恢二话没说,就带着工作组到山西汾阳、河北石家庄、江苏无锡等地进行调查。他在山西汾阳县万年青公社调查了两个管理区,在河北石家庄市郊区钢冶公社调查了一个大队。回京后,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在向周总理汇报时,他提出要搞一个“条例”的情况,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为了搞好“条例”,邓子恢又带工作组到江苏无锡的几个生产大队作调查,这次着重到水稻区进行调查,并在无锡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四十条),明确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返京后该条例又经多次修改,于1960年12月报送党中央和毛泽东,后来成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六十条》(草案)的重要补充材料。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讨论《农村六十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予以表扬,并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会结束后,邓子恢于4月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福建龙岩调查研究,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龙岩调查情况报告》,提出人民公社食堂应全部停办,耕牛、农具应归生产队所有,口粮应保证多劳多吃等等,他还提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建议,这对生产力是一个解放。1961年10月,他又回到家乡福建龙岩,这次是毛泽东同意他去为试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作调查的。经过调查,他带回的试点情况报告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同,并批转全国各省委书记“采取邓子恢同志的办法,下乡去作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
    1962年初,中央正式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的指示,这个指示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户与户之间的平均主义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许多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该形式的好处很多,群众可解决粮食自救的问题,农民可以富裕起来。全国有40%~50%的农户实行包产到户。特别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1961年就在全省农村推行“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很见效,当年粮食增产18%,农民很欢迎。但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批评。4月初,安徽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给邓子恢写信,请求他到安徽调查。邓子恢派了工作组,到皖南的当涂县、宿县作调查,调查结果都是肯定“责任田”的。邓子恢认为在集体生产经营管理上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在5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邓子恢赞成一些合适的地区就让农民搞包产到户,随后邓子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集体经济必须要搞联产计酬的包产到户责任制。7月,邓子恢又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全体寄来的《关于“责任田”的汇报》,列举了七条理由证明“责任田”方向是对的,又列举了十条变化说明它确实好。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前夕,邓子恢把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组的调查报告和安徽省宿县符离集区委来信汇报送给党中央和毛泽东。